“二二八事件及戒严时期政府违法责任追究特别条例”草案，仅有六条条文。授权检察机构成立特殊的“究责委员会”，负责对“二二八”事件以及戒严时期，滥权的加害者，如行政官员、“司法”与警察人员，展开法律追诉行动。并以（特别）“立法”取消既有的刑事追诉的时间限制，甚至扩张到追诉到“死人”。又因为当事人可能已经死亡，造成被追诉者无法维护自己的诉讼权益，故而规定，“‘应命’其三亲等以内的家属，代为行使被告诉讼法上的权利”。

　　也就是说，如果有先人被起诉，其三亲等家属就一定得负起为先人辩护的后果，并无放弃的可能，故成为争议焦点。反对者因此痛剿：“株连九族、其心可议”，而提案委员则反驳，这是周到且必要的考量，但是对于“应命”三亲等代为行使刑诉权，其背后有关“责任继承”的预设，一时也难有合理解释。 

　　炒作选举短线利益

　　台湾《苹果日报》今天刊文说，除了谴责粗糙的“立法”提案之外，有两点仍需要社会认真思考。第一，“转型正义”作为一个过程，无论在抚慰创伤，保卫人权价值，建立未来社会的公平正义关系，有绝对的必要。但衡诸外国经验，此项工程不但艰巨且困难。且需要高度的价值与政治支持。但近百年来，由于台湾特殊历史条件，所形成的“缓慢与渐进”、相对“低成本”的政治转型，从来都缺乏一次有效的彻底的洗牌。在此渐进过程中，政治与社会出现势均的对立与内耗，一方面利益冲突不断，另一方面跨党派反省与合作严重不足，造成社会价值裂解，导致推动转型正义所需要的沛然力量无从产生。

　　目前一些提议“转型正义”的政党与政治人物，社会对他们的信赖感已经很低，进而怀疑他们到底是选举短线利益的炒作，还是诚意地谦卑的愿意面对历史，为未来追求正义的社会关系而努力。主张者正当性不足的结果，反而造成“转型正义”工程的污名。

　　文章指出，第二，本案“立法”说明，自称可以因为对于加害者进行追诉，进而可“还给大多数外省人清白”。“立法”者之意，是假定加害者只限定于少数外省人统治集团，不应该由大多数外省人来共同背负压迫者的污名。本立论假设台湾所有“外省人”，不管先来后到与出生年月，目前都蒙有“不白之冤”，只有设法把“坏苹果”与“好苹果”分开，才有可能让好苹果好好过日子。但，为何所有外省人都先要被怀疑，先承担“不白之冤”呢？然后还得费功夫、再绕一圈设法来为他们洗刷罪名？为什么不检讨很多外省人十几年心头的疑问，有关“被歧视的‘原罪’”问题？又是谁一直在指控这个“问题类属”呢？一群异质的人本来就不应该被视为问题类属。如果问题制造者不能躬身反省应负的部分责任，又如何可能“还其清白”呢？

　　反求诸己谦卑面对

　　文章认为，如果本案真的通过，进入正式的“司法”程序，所有的被起诉者，不论是个人或是团体，其中可能有不少是外省人，但也不能排除有台湾人，但无论如何，都不可能是“族群代表”的审判。如果从受害者的面貌来看，就会有更清楚的视野，以威权时期不当审理的“补偿案件”统计来看，外省人就占了四成多。所以，即使以受害者来论，就不是单一的“受害族群”代表的追诉行动。那么，又如何能说“外省人这一堆可能有问题的苹果”，可能因此被归类为“无问题”呢？

　　文章最后表示，现在，对于现在口口声声说“转型正义、转型正义”的短线操作，不管是赞成者或者反对者，我们只有一句话回应：“反求诸己，谦卑地面对所有的受害者的历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