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析台湾“政治民主化”（二）

二

综上所述，台湾自1987年解严开禁之后，民权高涨，民智大开，民主法制建设取得了很大的进展，民主观念日益深入人心。但这只是事情的一个方面。另一方面也应看到，台湾的民主法制建设并不完备，民主文化建设尤其不足，政党轮替之后，台湾民主在许多方面遇到空前严重的问题与挑战。表现在：

（一）政治上蓝绿两极对立，无法形成稳定的大多数。

1987年解严开禁之后，国民党当局虽面临民进党激烈的政治挑战，但始终能得到多数民众的支持，认同“既是台湾人又是中国人”和“中华民国”的比率占绝对优势。2000年陈水扁利用国民党分裂之机以极微弱的优势当选，选后曾标榜建立“全民政府”、走“新中间路线”，但时隔不久便改走极端本土路线，操弄族群与两岸矛盾，推动“公投”、“正名”、“新宪”运动，纵然获得2004年连任，但“3·19枪击案”的发生遭到在野党“胜之不武”的质疑，自此朝野政党尖锐对立，互信全无，族群关系紧张，岛内政局动荡不已。

更有甚者，民进党连任后弊案频传，令多数选民失望不已，以致执政虽已七年之久，但政党支持率仅维持在四成左右，执政的县市也由10个降到6个（仅占全部县市的1/3，蓝营17个），陈水扁本人的声望则跌到二成左右，不满意者高达六成；蓝绿总体实力始终未能突破“五五波”比例及朝小野大、北蓝南绿的政治格局，泛绿阵营始终未能在“立法院”和基层县市占优势，这对口口声声标榜“本土路线”、“政治正确”、“深化民主”的陈水扁、民进党无疑是莫大的讽刺。

（二）经济倒退，人民生活水平下降。

2000年以来，台湾经济增长率由之前七年平均6%降为之后七年的平均3.6%，股票指数由上万点一度降到三千点附近，资本外流，当局负债大幅提升，消费者物价指数大幅上扬，失业问题突出，人民实质所得不进反退，社会贫富差距拉大，民生痛苦指数创下自1981年以来的新高，因生活所迫而发生的自杀案件较之前倍增[i]，抢劫偷盗等社会治安案件更层出不穷。

在东亚地区经济起飞过程中，台湾曾是表现最亮丽的经济体，也是新兴工业化社会经济发展成功的典范，如今已从昔日的“四小龙”首变为尾，经济总量与人均GDP先后被韩国超越，在亚洲地区的经济地位大幅滑落，高雄港的集装箱装卸量由曾经位于世界第3位降到如今的第6位，经济衰落与边缘化的趋势明显。据瑞士洛桑国际管理学院2007年公布的国际经济竞争力排名，台湾由2005年的第11名下降到2007年的第18名，中国大陆则快速窜升16名，首度超越台湾（以及日本、韩国）进到第15名。

（三）对外关系四处碰壁、空前孤立。

民进党执政七年多来，尽管不惜重金全力“固邦”、拓展“国际活动空间”，但“重返联合国”行动连续第14次、参与世界卫生组织活动连续第10次遭受挫败，台的“邦交国”数目由陈水扁上任时的29个减少到目前的24个。特别是作为台湾对外关系支柱暨“安全保障”的美台关系，因陈水扁当局出尔反尔一再食言而降至谷底，最近更因推动“以台湾名义加入联合国”案而迫使美国、俄罗斯、欧洲、日本等国家明确表态不支持，美国甚至说出“‘台湾’或‘中华民国’目前都不是国家”的狠话，并在陈出访过境美国问题上刻意设限以示警告。显见，“台湾主权属于中国”已成为普遍共识，国际社会没有“台独”的生存空间；美国对陈水扁当局不断挑衅台海和平安全底线的作为已经感到不耐烦，台湾在美国全球战略中的地位明显下降。

（四）两岸关系持续紧绷，徘徊在危机边缘。

陈水扁上任之初曾宣布采取“四不一没有”、调整“戒急用忍”、开放金马小三通，获得民意的高度支持，但后来鼓吹“一边一国”论，推动“文教去中国化”、“公投立法、入宪”和“全面正名”，操弄首届“防御性公投”，重新紧缩两岸经贸政策，废除“国统会”和“国统钢领”，加快落实“公投新宪时间表”等，不仅使两岸政治僵局迟迟无法打开，更数度陷入紧张危险状态，迫使祖国大陆从最初对其“听言观行”到不抱幻想，直至发表“五一七声明”、制订“反分裂国家法”进行遏阻。最近，陈故伎重演再次发动“入联公投”绑2008大选，企图借制造两岸关系危机来激发民粹悲情，塑造自己“最爱台湾”、“台湾英雄”的形象，以此转移民众对其执政绩效不彰、贪腐无能的注意力，进而骗取选票。

事实表明，政党轮替、“政权和平转移”的结果，没有为台湾社会带来和谐，没有使政府更有效率、“清流共治”，也没有使台对外关系获得改善、两岸关系获得突破，反而导致台湾的国际竞争力大幅下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