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月之行，如出其中，星汉灿烂，若出其里。”施琅在心中反复念着曹操的这两句诗，心胸不由为之一畅。他向郑军将士宣称：我率兵出征，乃是为朝廷收复所失之地，非为图报私仇也。杀我父弟的仇人郑成功早已死去，我施琅断不会报复，我不仅不会杀台湾人，如果郑氏肯投降，我也不杀，而且要保奏他们继续为官……各自任意决定去留，决不为难；愿意留在清军中效力的，表示欢迎，并与清军士兵领取同等的饷粮；不愿投军的，即发给银米，派船送走。

夺得澎湖列岛，取得了平台关键性战役的胜利，但这只是第一阶段，台湾本岛还在郑氏集团的掌握之中。施琅矗立于澎湖岛的高处，极目眺望，在东方茫茫的海天相接之处，那里就是他曾经怀着刻骨仇恨朝思暮想的台湾岛。虽然报杀父弑弟之仇一直是施琅平台的情感动力，然而经过十多年的宦海沉浮、博览群书，其眼界和心胸已大为开阔，思想更为成熟，个人恩怨情仇已湮没于收复台湾、宁靖海氛、流芳青史的宏大伟业中，如今澎湖已下，必须坚定不移地实施平台策略。在施琅看来，澎湖之战郑军虽遭受重创，但台湾郑军将士尚有四万余人，数倍于清军，不可小觑。如果清军武力攻台，将会付出十分惨重的代价，诚为下策。早在康熙六、七年间，施琅就在《边患宜靖疏》和《尽陈所见疏》中提出了平台策略，即平台应分两步走，首先以武力攻取澎湖，占得攻台之屏障以得地利，消灭、击溃郑军水师，使其所依赖之波涛海峡再也不足为恃，从而打垮郑氏集团的信心；然后一面以澎湖为据点，武力相迫，一面遣使招降，使郑氏集团丧失讨价还价的余地，则台湾可取。

此时有人建议施琅即刻攻台，尽杀郑氏以雪郑成功、郑经杀父弟子侄、家人数十口之仇恨，遭到施琅拒绝。据富鸿基《靖海纪事序》所载，清军攻下澎湖后，有人进言道：“公与郑氏三世仇，今郑氏釜中鱼、笼中鸟也，何不急扑灭之以雪前冤？”施琅答道：“吾此行上为国，下为民耳。若其衔璧来归，当即赦之，毋苦我父老子弟幸矣！何私之有？”何等堂堂正正、明明朗朗。

其实，并非施琅不欲与郑氏雪恨，郑成功杀其父施大宣、其弟施显，继而郑经又杀其长子施世泽、侄子施明良，这样的深仇大恨无论谁都难以轻言放下，更遑论具有浓厚孝悌思想、宗族观念的施琅呢？多年来，施琅殚精竭虑、周详筹划以灭郑，其报仇雪恨之动机是不可否认的，但此时的施琅已不再是当初“叛郑归清”时的施琅，决不会因个人恩怨而影响到整个平台大计。据施琅估计，刘国轩兵败澎湖，回到台湾已然再无别计，“惟有扬言于众，语吾将报杀父之仇，到台湾鸡犬不留”，[1]以此悚恐郑军，死守台湾。倘若如此，施琅挥军攻台必将面临一场恶战，双方必定付出惨重的代价，也必然祸及台湾百姓。最为重要的是，这必将迟延平台时间。施琅离京之时，康熙曾殷殷嘱托：“海寇一日不靖，则百姓一日难宁，尔当相机进取，不要辜负朕之厚望。” 对于已经走到皇帝身边、具有了浓厚忠君报国思想的施琅来说，康熙力排众议的知遇之恩浩荡，所以他惟以竭尽心力，早日平定台湾作答。

在随征将领中也有不少人反对施琅杀尽郑氏而雪恨。据《福建通志·吴英传》所载，康熙二十二年（1684年）六月，吴英与施琅等议攻澎、台，吴英对施琅说：“公与海上有父子弟侄之仇，今日之事，为国靖难，不挟怨杀降，英敢不惟命。”另据《厦门志》中之《广东副都统陈公墓志铭》记载陈昂进谏说：“将军毋以父兄之仇，欲效楚伍员倒行而逆施乎！”施琅回答说：“然，则吾誓天。”由此可见，施琅如若尽杀郑氏一族，还将受到许多随征将士的反对，因为在这支水师中，有不少人都是从郑军投诚过来的。郑成功忠于大明王朝，矢志反清，其百折不挠的精神为许多人所敬佩，虽然其后人的所作所为让很多人感到失望甚至寒心，继而因诸多因素而投降清朝，但他们对郑成功都或多或少地心存景仰之情，吴英、陈昂是如此，其他人许多人也如此。如若为泄私愤，对台湾郑氏大肆杀戮，则不仅平台之路必将变得艰难，而且会使清军将领们与施琅离心离德。

在取得澎湖大捷后，施琅并没有被胜利的喜悦冲昏头脑，也没有被仇恨蒙蔽心智，知道未来还有许多事情要做，特别是要手下的人做。于是他一面出榜安抚澎湖百姓，一面抓紧进行瓦解台湾郑军的工作。由于招抚措施十分得力，收到了立竿见影的效果。

据姚启圣《忧畏轩奏疏》所载，在攻克澎湖后的二十二日晚，澎湖海战刚刚结束，施琅即命随征陆师赴澎湖各岛屿“剿捕贼伙”，搜索未降漏网的郑军，接着为安抚民众，施琅颁布了《晓谕澎湖安民示》，并得到迅速而有效的执行。他不仅在告示中宣布免除澎湖各岛居民三年的赋税，迅速稳定了澎湖的局势，安定了民心，更重要的是，施琅在告示中明确宣布澎湖之地为“王地”，澎湖之民为“王民”，这充分说明施琅在此时就已有意识地把澎湖列岛纳入了中国的版图，视其为中国的领土。他的思想已不仅仅是停留在灭郑平乱之上，而是已上升到收复领土，统一国家这个高度之上了。

原为躲避战火而四处逃散的澎湖各地居民，见清军占领澎湖后对百姓秋毫无犯，且又闻知施琅所采取的各种举措，尽皆欢欣，交口赞颂，澎湖人心迅速安定，生产得以恢复。

澎湖已下，接下来要做的另一件大事即是瓦解台湾郑军的工作。三国时诸葛亮深知“能攻心则反侧自消，自古知兵非好战；不审势即宽严皆误，后来治蜀要深思。”施琅认真效法。其实他这样做显然有其周详的考虑和明确的目的：首先促使郑氏集团投降，以争取实现他早年提出的战略计划。这个战略计划虽被搁置了十多年，但施琅的看法始终未改，而且即使郑氏不降，通过瓦解郑军的工作也可收到动摇其军心、削弱其战斗力的效果，为后一步统率水师进征台湾创造有利的条件。夏琳在《闽海纪要》中描述道：施琅遂得澎湖，迎降兵将受伤者，令人医治，给以食物，愿回台湾的送回，俘虏感激涕零，争相传说。郑亦邹在《郑成功传》中记载：澎湖既破，施琅以台湾未灭，为攻心之法：迎降兵弁，皆赏以袍服鞋帽；凡降卒四千余人，给以饷米；伤未及死者六百有余，“医治之，送还台”。《海上见闻录》也记载：为进取台湾之计，施琅下令：戮一降卒，抵死。数千澎湖俘虏，都受到优厚待遇；有想归台湾与家属相聚的，令小船送回。施琅还向郑军降卒声明：“吾断不报仇，当日杀害父者已死，与他人无干”，“郑家肯降，吾亦不杀。今日之事，君事也，吾敢报私怨乎？”当即有降卒表示，对施琅的恩德“矢死难报也。” 施琅实行的攻心策略收到极大的效果，他善待郑军俘虏，厚结其心，这些人被释放回台湾后，对瓦解台湾郑军的军心，对促成郑克塽打消顾虑，下决心向清朝投降起了很大的作用。

为尽早实现平台计划，施琅加紧做瓦解郑军的工作，实施攻心策略。他探望郑军的俘虏，询问受伤将士的伤情，对郑军降卒和俘虏实行优待政策。他十分了解刘国轩，更清楚其在郑军中的地位和作用，把招抚的重点放在刘国轩身上，努力争取郑氏集团早日降清。《榕村语录》记载，施琅访得郑军俘虏中有刘国轩之亲信部将曾蜚后，“厚结之，令其归与刘说，我决不与为仇，他肯降，吾必保奏而封之公侯。前此，各为其主，忠臣也。彼固无罪，吾必与之结姻亲，以其为好汉也。”并折箭立誓，以示真诚。

夏日的夕阳即将沉入大海，海面被火红的阳光染上一层玫瑰般的色彩，显得尤为绚丽壮观，天际已有几点疏星在闪烁。“日月之行，若出其中，星汉灿烂，若出其里。”施琅在心中反复念着曹操的这两句诗，心胸不由为之一畅。

六月二十六日，施琅向康熙题呈《飞报大捷疏》。在奏章中，施琅报告了攻打澎湖的经过和取得的战果，以及清军的损失情况，提出拟让清军进行一段时间的补充和修整，在八至十月间利用北风进征台湾本岛的打算。此外，他还为出征将士请赏，特别提到了姚启圣殚心催运粮饷，为澎湖之战的胜利起到了激励士气的巨大作用，立下了大功。

接悉澎湖大捷，康熙十分兴奋，赞扬施琅筹划周详、调度有方，下令对有功人员从优叙议奖赏，对在攻打澎湖中死去的将士从优进行抚恤，同时也对姚启圣殚心催运粮饷大加赞赏。之后，康熙下旨：施琅进剿台湾事关重大，对其所奏请之事，各部均要特事特办，尽量给予满足，不得推诿误事。

姚启圣在施琅率部出征之时，不仅尽心竭力地筹措粮饷器械等军需，而且亲自到厦门坐镇，全力支持清军的进剿事宜。然而，在姚启圣的内心，始终以不能亲自出征台湾为憾事，把在后方催趱粮饷、器械为偷安。当他得知澎湖大捷后，心中极为懊悔，更加为未能亲自出征建立功勋而耿耿于怀。正当施琅为进征台湾本岛积极进行各项准备时，姚启圣出于一般的经验，反对施琅在澎湖整练部队、八月或十月进兵的意见，而是主张乘胜直捣台湾，并将自己的意见移文与施琅，又接连向康熙上奏了两道奏疏。在奏章中，姚启圣一方面请求乘澎湖大捷之机，立即向台湾进兵，一鼓作气平定台湾，并再次请求朝廷同意让他亲自带兵出征；另一方面，他以朱天贵原为自己的部属，在攻取澎湖之战中阵亡之事为由，委婉地表达出自己为夺取澎湖立下了大功，同时暗示施琅让自己的部属打前锋，造成巨大伤亡，是排斥异己之所为。姚启圣再次提出统兵征台，从征台的整体工作考虑实属欠妥，而且他对施琅的猜测也属无理。康熙对姚启圣争功的行为有些生气，但刚刚喜获澎湖大捷，且台湾还未平定，虽没有下旨斥责，但也未予以理睬。

施琅得知姚启圣的奏章内容后，心中极为恼怒，立即上疏，详细说明澎湖之战后未直捣台湾的原因：一则经激战后，水师战船受损较为严重，需要备料进行修整，这需要一定的时间；二则清军虽在澎湖之战中取得胜利，但也阵亡和受伤了一些官兵，不具备立即攻台的实力，必须从厦门调兵四千加以补充。此外，由澎湖出征台湾，须利用北风，需至十月才是较为有利之机。在奏疏中，施琅也对姚启圣表现出了不满，认为他对其专征台湾心生嫉妒，因而暗恨在心，将对其进行报复陷害。他甚至表示为了避祸，打算早日引退。施琅专征出于康熙的决定，此时台湾尚在郑氏集团手中，施琅提出引退，撂挑子不干，极易使康熙对姚启圣产生反感和不满。施琅出此恶举，也实在有些过分。施、姚之争又起。

澎湖大败后，刘国轩侥幸从吼门逃脱，途中又因风向不顺，两天后才回到台湾。他一上岸，立即进见郑克塽，报告了澎湖大败的经过。郑克塽闻听，吓得半天说不出话来。冯锡范毕竟经过一些风浪，立即下达了命令，采取了紧急措施。《海上见闻录》记载，刘国轩败回，群情汹汹，魂魄俱夺，惟有束手待毙而已。《台湾外纪》中记叙，刘国轩等幸脱出吼门，又苦风微不顺，至二十四日正午时分方到台湾。见郑克塽、冯锡范等人，陈其丧败情由。台湾兵民闻知，各怀戒心，市井风鹤。冯锡范即驰令守鹿耳门镇将严加谨防，兵民不许越出村落。召集文武大臣，相议战守之策。

郑军澎湖大败的消息像长上翅膀一样，霎时即飞遍台湾全岛，百姓尽皆惊惶，四处逃难，因为以前台湾郑氏对清军的杀戮甚是残忍，所以台湾军民都以为施琅攻占台湾后，必将以残酷的手段进行报复。家家店铺关张上门，所有商业活动全部停止，人们携妻子老少逃入山中，埋藏钱财，只求保全性命。虽然冯锡范下命令不准军民人等擅离，但此时已是人心大乱，惶惶不堪，其命令已无多大效果。

郑克塽在东宁府举行了紧急军事会议，各文武官员惶恐如末日临头一般，《台湾外纪》中记载了此次军事会议的情况。建威中镇将黄良骥建议道：“今日澎湖失守，台湾势危，不如将大小战船暨洋船，配载眷口兵士，从此山边直下，取吕宋[2]为基业。”黄良骥所言，实际上是集体大逃亡的建议，却立即得到了众人附和。提督中镇洪邦柱赞同道：“建威中镇所言取吕宋者，诚当。柱与良骥愿领为先锋！”中书舍人郑德潇马上取出吕宋地图，详尽地介绍了吕宋的民俗、土地等情况，众人纷纷讨论行动的步骤，决定以黄良骥、洪邦柱等为先锋，其余船只陆续分配将士和家眷，准备启程前往吕宋。

面对遥远而陌生的吕宋，面对未卜的前程，刘国轩感到了恐惧。澎湖之战的失败，严重动摇了刘国轩继续与清军作战的信心，他在战斗中亲身感受到了清军力量的强大，知道郑军已根本无力抵御清军的进攻。更重要的是，刘国轩认为是天要亡郑，人力已无法挽回，否则在台风时作的六月，怎么竟会连续十几天都风平浪静呢？又怎会在台风刚现征兆之时，却又被一声霹雳炸得无影无踪呢？这一切难解之谜，都让他归于宿命，因而对守台已信心全无。他认为目前惟有投降这一途可走，但因对自身前途和命运也无甚把握，对周围人、特别是对郑克塽没有把握，故并未将这个想法公然表达出来。在听得众人纷纷赞同夺取吕宋时，刘国轩对冯锡范冷言道：“欲攻吕宋，虽是良策，可行于澎湖未失之前。今澎湖已失，人心怀疑，苟辎重在船，一旦兵弁利其所有而反目，尊公之前车可鉴也。”[3]

原来，冯锡范之父冯澄世过去在从铜山移往台湾之时，其随从见财物甚丰，遂与同船之人杀掉冯澄世，夺其财物而逃。冯锡范听闻刘国轩所言，心有所动，但此时却又别无良策，好不容易捞到一根救命稻草，不愿就此放弃，遂仍命诸将做好出发的准备。

　　郑军将弃台而去的消息在台湾岛内引起了更大的恐慌，各地都流传着郑军将在清军大举进攻之前将台湾抢劫一空后逃走。郑军将士在得知将弃台前去夺取吕宋的消息之后，更是恃强横为，各地肆意抢掠之事不断发生，台湾百姓惶恐不可终日。

这时，在澎湖之战中被俘的800余名郑军将士回到了台湾，给部分家庭带来了再世相逢的巨大喜悦，同时也让更多失去亲人的家庭陷入绝望。回归的将士们带回的消息让百姓看到了希望。“施琅不会妄杀一人，只要投降，即可受到优待。”这样的消息不胫而走，传到了留在台湾的每个郑军将士的耳中，人人无不心存希望，对清军的到来不再感到恐惧，反而如久旱望甘霖般，盼望着施琅早日率军前来攻打台湾。阮旻锡在《海上见闻录》中记载，郑军降卒回至台湾，将施琅所言所为四处传扬后，“台湾民众莫不解体，唯恐王师之不早来。”施琅的招抚策略，完全打消了台湾军民的顾虑，瓦解了台湾的军心和民心。

一些郑军将领急于与施琅相通，暗地里与施琅联络投诚之事。驻守淡水的郑军将领何佑在接悉澎湖失守的消息后，即遣其子何士隆从淡水港坐船前往澎湖施琅军中，密谈投诚献台之策，且稍后即不待命令，自行放弃了所驻守的上淡水和下淡水两处岛屿，将部队撤回台湾。此外，林亮、董腾、蔡添等人也与施琅派往台湾的间谍秘密商量，相约在施琅攻台之时以为内应。台湾民心涣散，军队濒临解体。

曾蜚回到台湾即至刘国轩处，将施琅所言尽情相告，并力劝刘国轩早作决断，为台湾众人留一条生路。刘国轩原以为施琅必欲杀之而后甘，不料听说施琅竟折箭立誓不负自己，自愧弗如施琅心胸之宽广，遂决意投降。

见议征吕宋之事引起了巨大风波，冯锡范再回想到刘国轩所言，心中感到恐惧，遂下令停止征吕宋之议。然而，面对清军随时可攻至台湾的情势，冯锡范束手无策，只得再找刘国轩谋划对策。冯锡范提议分兵死守台湾，刘国轩表示反对，认为如今军无斗志，人心散乱，台湾已无力固守，并提议：“不如举全地版图以降，量清朝恩宽，必允赦宥。”冯锡范大惊，以两人同受寄托之恩为辞，力阻刘国轩归顺之议。刘国轩显得十分冷静，镇定地说：“公当细思，战则难料，降则易安。”两人争论不下，遂请郑克塽决断。刘国轩对郑克塽强调说：“从来识时务者为豪杰，大势已去，速当顺天。”冯锡范则以祖宗基业难以割舍为由，再三反对。尽管此时郑克塽尚在年幼，但却显示出了超越年龄的沉着和老练，他当即决定：“本藩年稚，未谙军旅，第承继不久，一旦降人，扪心歉然。揆之天时人事，悉已顺于清朝，若不见机，恐有不测，反为大丈夫之羞。今全举版图，清朝宽恩仁慈，未必深加罪谴。”随即令中书舍人郑德潇修进降表。郑克塽之言让冯锡范大感愕然，想不到这个平时在他眼里不过一年幼小儿的郑克塽，此时竟能说出一番如此有见地之言，令人难以反驳。

康熙二十二年（1683年）闰六月初八，郑克塽遣郑平英、林维荣、曾遂、朱绍熙赴澎湖施琅军中献表请降。郑氏集团终于决定放弃抵抗，归降清朝，施琅的悉心招抚获得成功。

郑平英等人来到澎湖拜见施琅，道明郑克塽请降之意。在请降表中，郑克塽提出愿意削发称臣，向清廷投降，但要求仍然留居台湾，不迁往大陆，永为朝廷之屏障。郑克塽又给施琅也写了封信，请求施琅允许自己投降。刘国轩也给施琅写了封信，表明投降之意。施琅闻听其来意，不禁产生了怀疑：郑氏就算要投降，也不会这么快啊。刘国轩向来主张坚决抗清，现在离澎湖大战仅隔二十余天，就由主战转为主降，这也太突然了，让人难以置信。

难道郑氏见形势危急，又玩弄和谈的手段，以达到缓和局势的目的？施琅再看请降表，见郑克塽竟要求继续留居台湾，这更增强了施琅的疑虑：郑氏求降不可信！于是对郑平英等人说：“此议若在澎湖未战之先，倾心向化，本军门自当与督、抚合疏题请。今门户已破，势穷事逼，始著尔等前来就抚，明系诡谲，非出真诚。”遂以自己之职责乃是专征，以武力收复台湾，不宜过问招抚之事为托词，将郑平英等人和郑克塽的请降表送往厦门姚启圣处。

施琅对郑氏的请降之举并没有完全拒之门外，提出如果郑氏真心归降，必须是无条件的，他对曾蜚和朱绍熙说：“汝主果有真心，当令刘武平[4]、冯忠诚[5]二人亲诣军前，将台湾人民、土地悉入版图，候旨定夺。如有别议，惟有誓师而已。”私下里又让曾蜚归去劝刘国轩，希望其早定大计，并将保其为总兵，决不相负。

施琅对郑氏集团首次献表请降之所以未允诺，一方面是没有估计到郑氏集团会在不到一个月的时间内投降，另一方面则是对郑军多年来借招抚之策、行缓兵之计记忆犹新。自郑成功始，郑氏多次以招抚之名，延缓清军的进攻，而使郑军得以有喘息之机，当局势稳定后又抛弃和谈。再者，施琅对郑氏提出的留居台湾的条件也深感不满，认为郑氏既然投降，而不应该再讨价还价，要求郑氏集团完全履行朝廷的条件，方才受降。

闰六月十一日，施琅上疏康熙，报告自己遣回曾蜚和朱绍熙回台湾招降郑氏及许其投降的条件，之后一边继续整船练兵，一边候旨定夺。姚启圣在将郑克塽的降表转交奏与朝廷的同时，也向康熙题呈了奏章。他认为，郑氏投降是缓兵之计，对其进行招抚徒费精力。

《康熙起居注》载，七月初七，康熙接到施琅和姚启圣所奏的郑克塽所进之投诚表章，便询问众臣。大臣佛伦奏对说：“郑克塽虽云投诚，并未言及剃头登岸。施琅已取澎湖，台湾不久可得，彼意亦不愿招抚。”于是康熙谕令各部继续采取各项措施，配合和支持施琅进征台湾。施琅的意见得到康熙的支持，郑克塽欲继续留居台湾的投诚方案遭到清廷的否决，武力进征台湾的准备工作继续紧锣密鼓地进行。

曾蜚、朱绍熙于六月十六日回抵台湾，向郑克塽、刘国轩、冯锡范转告了施琅的意见。郑克塽原本最为害怕施琅，担心其仇怨甚深，平台之时自己必遭杀戮，如今听说施琅不计前嫌，不但不杀，还将保其官职，自是欣喜，不过这只是施琅口头之言，并无书面保证，故不禁心存疑虑。冯锡范也觉施琅之言不可靠，因而踌躇不已。刘国轩在听了曾蜚暗中转告的施琅保他为总兵之言后，投降之意更加坚定，他向郑克塽进言道：“人心风鹤，守则有变；士卒疮痍，战则难料。当请降听天，勿贻后悔！”[6]于是郑克塽决意归降。

刘国轩的诚心归降在很大程度上促使了郑氏集团的彻底投降。七月十五日，郑克塽再修降表，派刘国轩之胞弟刘国昌、冯锡范之胞弟冯锡韩、兵官冯锡珪、工官陈梦炜同曾蜚、朱绍熙等，再送降表至澎湖施琅军前。降表中言明，完全同意按照施琅的条件办理，只是郑克塽请求清廷顾念他本系南方人，不服北方水土，请求在福建地方拨赐田庄房屋定居，免受迁徙之苦，并请求优待逃至台湾的明朝宗室，对郑氏的文武官员，也请加恩给予擢升。同时，郑克塽、刘国轩还请求施琅发给告示，以便他们根据告示晓谕全岛军民遵制剃发。

刘国昌、冯锡韩等一行来到澎湖，施琅对他们仔细询问后，又与曾蜚进行了单独面谈，判断出郑氏此次请降实乃真心诚意，不禁甚感欣慰，决定派吴启爵同冯锡韩等人去台湾，带告示晓谕台湾官兵等，遵制削发，并令赍缴印敕。施琅之所以选派吴启爵赴台，不仅因为吴启爵原本是康熙的侍卫，他出使台湾不会受到清廷的猜疑，而且还因为吴启爵善于言辞，敏于应对，前去进行谈判能尽情发挥其所长。这显示出施琅慎重细致而又果敢决断的一面。施琅则拟等船只修葺齐备后，统率水师赴台。在吴启爵等人临行之前，施琅当众发誓说：只要郑氏不再抵抗，真心投降，他入台后决不枉杀一人。

七月十九日，吴启爵等人抵达台湾，郑克塽率刘国轩、冯锡范等文武官员亲到海边迎接。吴启爵安抚道：“诸公识时顺天，我皇上宽仁大德，自当高爵厚禄，以为国家柱石，且提督誓为安辑得宜，保举重用，决无负诸公之一片真诚归顺也。”为进一步打消郑克塽的顾虑，吴启爵第二天又见郑克塽，劝慰道：“足下远居岛屿，和三藩不同，他们是国家的叛逆，罪在不赦；而足下三世尽忠义于海外，亦属难得。如今若能归顺大清，使我大清之海疆得以安宁，不仅无过，反而有功，朝廷必然格外施以特殊恩宠，你仍将不失爵禄也。”郑克塽听了吴启爵代表朝廷感慨他家三代人在海外尽忠守义，称赞此举难得的话，心中更觉笃定，遂召集各主要大臣进行商讨。而冯锡范因掌权日久，一旦投降将处处受制于人，所以处于徘徊犹豫之中，因而商讨未有结果。吴启爵见郑克塽受冯锡范的影响，一时无法作主，遂重点做刘国轩的工作。他先将刘国轩澎湖之战的失利归为天意，以消除刘国轩的尴尬，并称赞刘国轩是郑氏集团中惟一称得上英雄的人物，然后分析了郑氏正面临着大兵压境的危难局面，而台湾郑氏的命运又操于刘国轩一人之手，劝其不必再犹豫观望，速速早下决心，免误大事。

刘国轩受吴启爵鼓动，痛下决心，慨然允诺定然会让吴启爵带着郑氏的降表而归。吴启爵又让刘国轩立即下令让台湾军民人等尽皆遵制剃发，以免夜长梦多，迟延时日而生变故。刘国轩当即答应照办，将施琅的《安抚输诚示》广为张贴，还“拨兵监守郑氏子孙，恐其漏脱遗祸”。《安抚输诚示》向台湾军民明确宣布：郑氏集团如若真心来归，官员们将仍担任其官职，百姓都能安定地生活，士兵们或继续从军，或解甲归田，可自由选择，军民人等各自安居乐业，不必担心惊惶。《安抚输诚示》起到了稳定台湾局势的作用。

七月二十二日，郑克塽令兵民悉遵制削发，郑克塽与刘国轩等诸文武官候至面见施琅时削发。

对于郑氏集团的最终归降，在郑氏集团内手掌兵权的刘国轩首倡投诚，对促使台湾顺利就抚起到了重要的作用。刘国轩能知“天命有归，保身全国，所以为好汉也。”在郑氏集团决定降清的过程中，还有一人值得一提，那就是郑克塽。人们普遍认为，郑克塽年幼，台湾政事皆取决于刘国轩、冯锡范。然而，尽管刘国轩和冯锡范掌握着郑氏集团的大权，但郑克塽却并非无足轻重。《台湾外纪》记载，当刘国轩力主归清，而冯锡范“挠其事者再”，两人彼此相持不下时，郑克塽明确地支持了刘国轩的意见，否定了冯锡范的看法，使台湾的归降得以顺利进行。可见，郑克塽虽年幼，却能审视度势，颇有主见。后来，清内阁大学士明珠向康熙奏称：“郑克塽等献纳台湾投诚，亦为可嘉。”《康熙起居注》中记载，康熙对郑克塽的献台投诚之举也予以了肯定：“大兵进剿，郑克塽等即献台湾投诚。”在今天看来，郑克塽对于祖国统一是有巨大贡献的。设想如果当时郑氏攻夺吕宋后，至少清朝统治者在心理上无一天宁日。更何况郑氏既然能打下吕宋，就能在站稳脚跟后回身袭扰大陆沿海，势必会影响日后的建设。如果郑氏抱着玉石俱焚的态度顽强死守，那巨大的破坏性结果不言而喻。这些令人担心的事件都未发生，应该说功在郑克塽。

吴启爵启程去台湾之后，施琅即题具《台湾就抚疏》，报告郑氏投降的情况和自己采取的措施。康熙接悉施琅奏章，交与满汉大臣讨论，大家都认为应准其投诚。据《清圣祖实录》记载，康熙谕令：“朕体上天好生之心，薄海内外率俾安全。特颁敕旨，前往开谕，尔等果能悔过投诚，倾心向化，率所属伪军民人等悉行登岸，将尔等从前抗违之罪，尽行赦免，仍从优叙录，加恩安插，务令得所。”遂下令同意接受郑氏投降，由施琅同姚启圣共同商酌各项受降事宜。

圣旨钦定，姚启圣对郑氏投降一事也转变了态度。据施琅《赍缴册印疏》中所述，姚启圣立功心切，七月二十一日，在未知会施琅的情况下，即派候选同知林升等从福州驾船径直前往台湾，欲以福建总督的名义与郑氏举行投降的谈判，以便在招抚台湾之事上立得头功。然而，此时的郑氏已决意投降，台湾之军民已经奉施琅之命剃发。施琅得知姚启圣之举措后，心中大为恼怒，立即上疏康熙，告了姚启圣一状，认为姚之所为是轻视国体、贻笑于敌的行为。尽管施琅与姚启圣都为平台做了很大贡献，但都难免存有功利之心，为争功各自都耍了一些手腕，时人早后人看得分明。

七月二十七日，郑克塽再遣冯锡珪随吴启爵等一起至施琅军中，并带去郑克塽的正式降表，以及延平王册一副、印一颗、辅政公郑聪印一颗、武平侯刘国轩印一颗、忠诚伯冯锡范印一颗、左武卫将军何佑印一颗。施琅见到吴启爵后，详细询问了台湾的情形，深感大功即将告成。七月二十九日，施琅决定派吴启爵回京，向朝廷面奏招抚经过，并请示下一步的行动。施琅题呈了《赍缴册印疏》，向康熙报告郑氏已投降就抚的情况，并请求派遣得力人员前来料理善后事宜，自己的剿抚任务业已完成，将听旨班师。吴启爵带着《赍缴册印疏》，刘国昌携所缴册印，一起登程进京。与此同时，姚启圣也具疏上奏了郑氏投降之事。

当施琅的《赍缴册印疏》送抵京城时，适逢中秋佳节。康熙闻知此喜讯，欣然祝酒赋诗，满怀豪情地写道：

万里扶桑早挂弓，水犀军指岛门空。

来庭岂为修文德，柔远殊非黩武功。

牙帐受降秋色外，羽林奏捷月明中。

海隅久念苍生困，耕凿从今九壤同。[7]

诗中充分抒发了作者对海内一统，多年之心头大患终告消除的喜悦和自豪之情，并解下所穿之龙袍，命人快马赠与施琅。之后，康熙派工部侍郎苏拜亲自前去福建，处理郑氏归降后的有关安插事宜，并命苏拜会同福建督、抚、提对台湾之弃留问题进行商议。接着，康熙晓谕大学士等：“施琅独立肩任，直入海岛，使年久贼寇顿致穷蹙，其功甚大，应封以侯伯之爵。”[8]

至此，台湾自16世纪中叶开始，受西班牙、葡萄牙侵略袭扰百余年，而后又由荷兰人霸占三十八年，再后又成为郑氏反清复明的基地二十一年，今天终归一统。

郑氏投降、台湾一统，其实有着历史必然性。

清廷平定“三藩”后，国内政局稳定，经济逐渐恢复，到康熙二十年，除台湾外，全国范围内建立起了稳固的统治，平定台湾的政治、经济条件和军事实力已备。而台湾方面的政治、经济、军事的条件日益恶化。郑成功病故后，为了争夺权利，郑经率兵入台杀拥立郑世袭的黄昭等人，接着又回到厦门拘杀郑泰，导致其子郑缵绪、弟郑鸣峻率大批兵船降清。郑经恃波涛之险，企图割据台湾，偏安一隅，且生活腐朽、不善驾驭将士，致使郑氏集团内部矛盾日益激化，郑氏政权逐渐走向衰落。“三藩”之乱时，郑经率兵西进大陆东南沿海，陈永华拥立郑经的长子郑克臧监国，在郑氏统治集团又出现了西征派与留守派的尖锐对立。郑经西征失败回到台湾后，他“溺于酒色，与文士武将围射酣乐”，已无再度西征之意。郑经的平庸无能，使其内部出现了“左右窃权，各树其党”的局面，郑氏集团内部分崩离析的局面已初现端倪。郑经去世后，郑氏集团内部更是彼此猜疑，互不相服，军民离心，郑克塽“叔侄相猜，文武解体，政出多门，各怀观望”，郑氏政权的政局很不稳定，分崩离析的危机开始出现。政治上的不稳定，致使郑氏集团无法调动起内部各方面的积极性，组织力量防御清军的进攻。

澎湖一战使主战的刘国轩信心全失，郑军内部人心惶惶，再也无人挺身而出，郑氏集团只得举岛而降。台湾经济虽在郑成功收复台湾后有了长足的发展，但由于仍与大陆长期处于对峙、隔绝的境地，未能得到大陆人力物力资源的补充，因而经济的发展受到了很大的限制。而在清廷的“禁海”、“迁界”的封锁下，加上庞大的军费开支以及郑氏集团高层生活奢侈腐化，也阻碍了台湾经济的发展。到郑氏统治后期，财政已相当困难，局面难以维持。尤其是在康熙二十一年和二十二年间，台湾发生了严重的灾害与饥荒，米价昂贵，百姓多饿死，而郑氏为抗拒清廷，恣意加重百姓的各种负担，致使民怨沸腾，人心不稳，政局处于崩溃的边缘，台湾军民均已不愿再作抵抗。在这种局面下，郑氏集团再也无力与清廷相抗衡，只能选择投降之途。最重要的是在军事方面，清军已处于压倒性的优势地位。由于社会经济日趋发展，清廷军事实力不断加强，尤其是康熙重新启用了施琅，迅速建立起一支强大的水师，从而使郑氏集团所恃的波涛海洋不再成为险阻，郑军所擅长的水战也再不能专美于前。康熙又破例授予施琅专征之权，使其能充分施展才能，确保了在大规模作战中军事指挥权的高度集中。在平台过程中，施琅制定了正确的平台策略，即占据澎湖，夺取有利地势，灭其水师，摧毁其据险以守的信心，这是平台取得成功的关键。澎湖之战，彻底摧毁了郑氏集团的信心，其屏障已失，军事上已处于完全被动，军心涣散，人心厌战，加之施琅采取了优待俘虏和降卒的政策，尽得郑军军心，降清成为郑氏集团所能求生的惟一出路。

郑氏集团降清，清政府兵不血刃地进据台湾，不仅节省了大量的物力和财力，而且使台湾民众能够免于遭受兵火之蹂躏，台湾广大百姓的生命财产免受损害，有利于清廷对台湾的治理以及台湾经济的恢复和发展。

刘国轩得知施琅与姚启圣之间“各执己见，争功不睦”，担心台湾新近归降清朝，人心尚未完全稳定，而督、提之间又不和睦，万一别有用心之人加以挑拨，则易生动荡。因此，他一面派卫队军兵组成纠察队，在台湾岛上各处巡逻，维护社会秩序，一面遣曾蜚到澎湖送信与施琅，请求迅速出兵到台湾进行弹压。施琅接信后，也深感事态严重。八月初九，他题呈《报入台湾疏》，陈述了台湾的情况，并说明了拟采取的措施，“臣即会商行间各镇臣，酌派兵船留守澎湖，以为接运粮糈之用。臣统率水陆官兵船只，拟于十一日开驾，前抵台湾弹压，暂行安辑，将要紧之人先即载入内地”，然后再移请总督进行安排和管理。此外，施琅还请求康熙迅速选派官吏前往福建，商量对郑军的安置和对台湾的管理事宜，同时还报告自己在澎湖之战中眼睛受伤，虽已医治两月有余，但仍未康复，请求康熙在安抚事宜结束后即允许他班师回厦门医治。

六十三岁的施琅率领水师官兵又一次整队出发了，目的地是万顷波涛中的台湾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