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683年，施琅终于踏上了台湾的土地，实现了他的毕生所愿。

康熙二十二年十一月二十七日，施琅经澎湖回到厦门即赴福州，与侍郎苏拜会集福建督、抚等商议台湾弃留问题。经过反复斟酌、仔细酝酿，施琅向康熙题呈了具有历史意义的一篇奏疏——《恭陈台湾弃留疏》，康熙接阅奏章后内心受到极大的震动，立即下令大学士、议政王等大臣对施琅的奏疏进行讨论……

康熙二十二年（1683年）八月十一日，施琅率领福建水师离开澎湖，于八月十三日抵达台湾南部的鹿耳门，受到了台湾军民的热烈欢迎。郑克塽派人以小船引导清军船队入港，施琅将一部分船只驻泊于港湾，带领一部分将士登岸。施琅终于踏上了台湾的土地，实现了他追求一生的夙愿。

初入台湾的施琅首先接见了郑克塽，两人握手开诚，矢不宿怨。然后施琅召见了刘国轩，彻夜交谈，各恨相见之晚。据《榕村语录》记载，刘国轩与施琅见面后，刘国轩“曰：‘今日国轩俘虏耳，提督胡谦抑至此？’施琅曰：‘敬君好汉。’曰：‘好汉尚至此乎？’曰：‘此君所以为好汉也。他人不明白，欲断送一方人性命，惟君明智，知吾势不可敌，天命有归，保身全国，所以为好汉也。’”两人越谈越投机，相互间加深了了解和信任。刘国轩还向施琅提出了许多对台湾善后问题的处理和管理等各方面的建议，使施琅对台湾目前的情势有了进一步了解，使之得以立即采取有力的措施稳定台湾的局势。

两天后的十五日，施琅一行移至赤嵌城，举行了隆重的受降仪式。郑克塽即率文武百官匍匐于地，施琅宣读康熙谕令：“尔等果能悔过投诚、倾心向化，率所属伪军民人等悉行登岸，将尔等从前违抗之罪尽行赦免。仍从优叙录，加恩安插，务令得所。煌煌谕旨，炳如日星，朕不食言。”[1]随后，施琅发布了《谕告台湾安民生示》并广为张贴，重申台湾归属大清版图，严申部队纪律，明令规定：严禁官兵占住居民房屋，不许强买强卖，骚扰百姓，不准侵取百姓一丝一毫的财物，军方所需银饷由朝廷派船运送，军队在台湾采购日用品均照市价操作，对百姓秋毫无犯，有违军纪者，定将严惩；要求台湾百姓各自安心从事生产，勿误农时；免除台湾百姓的各项差役，并减免四成的租税。台湾军民闻知无不额手称庆。最后，施琅向郑克塽等人逐一发放清朝的衣、袍、帽、靴等，郑克塽当即宣布将择日剃发。

郑军虽在澎湖伤亡甚多，但在台湾仍保有大部分的官兵，《清圣祖实录》记载当时台湾“有武职一千六百有奇，文职四百有奇，兵四万余人。”是入台清军的两倍。适值台湾初定，郑氏新附，民情汹汹，人心未固。且曾在大陆遭受激烈反抗的“薙发令”，在台湾也并不例外地引起了台湾民众的不满和抵制。初降的将领不束属下，纵官兵剽掠，造成当地的跳梁伏莽、明盗暗贼，夜聚晓散。社会治安十分不好，有的地方斗争形势还较为激烈，以至于施琅不得不派兵搜捕，法处放纵属下的将领。为迅速控制局势，施琅派出重兵把守各港口和出岛路口。清军所到之处，严格执行军令，军纪严明，对老百姓秋毫无犯，人们安居乐业，市井不惊，耕耘如故，同时清军还向台湾民众和土著派发银牌、布匹、衣帽、靴子和卷烟等，以安抚民心。因而清军受到了当地百姓箪食壶浆、遮道而迎的礼遇。

逃至台湾的原南明监国鲁王世子朱桓，呈缴金册一副，同巴东王朱江、乐安王朱浚等各朱姓宗室之王，均赴施琅军前投见，惟宁靖王朱术桂闻清军攻克澎湖之讯，全家自缢而亡。

八月十八日，郑克塽等台湾郑氏集团的高层人士尽皆剃发，郑氏投降的最后一道手续全部完成。当日，施琅具题《舟师抵台疏》上奏康熙，报告清军抵台后接受郑氏投降的情况，还特别提到刘国轩为促成台湾顺利归降所立下的大功，请求圣上给予特殊恩典，建议授其爵秩，加以任用。

施琅将急办的公务安排妥当后，做了一件令人瞠目结舌之举。郑亦邹在《郑成功传》中记叙了这件事。

八月二十二日，施琅决定到一个地方去见一个人，这个地方是他用尽一生想要接近的地方，而这个人可以说直接改变了他的命运，甚至成就了他的平定台湾的伟业。当年，那个年轻的复仇者如同一团火焰，满怀仇恨，被迫背弃誓言，几十年后，他重新出现在这个与他不共戴天的人的面前。

这一天，施琅给了历史和他个人一个说法。

施琅带着牲品和供物来到郑成功庙前祭祀，并亲手撰写祭文。主祭官高声诵读：“自从南安侯[2]入台，台地始有居民。逮赐姓启土，世为岩疆，莫可谁何。今琅赖天子威灵，将帅之力，克有兹土，不辞灭国之诛，所以忠朝廷而报父兄之职分也。独琅起卒伍，于赐姓有鱼水之欢，中间微嫌，酿成大戾。琅于赐姓剪为仇敌，情犹臣主；芦中穷士，义所不为。公义私恩，如是则已。”说到此处，施琅心中百感交集，不禁潸然泪下。祭文情深意笃，言辞恳切，周围人无不为之动容。

施琅在祭文中追述了郑芝龙等开发台湾的历史，还追忆了他与郑成功的合作关系有如“鱼水之欢”，谓他统兵不惜以灭周之势征台是为国为民尽职，是为忠于朝廷而报父弟之仇所应做的事。当祭文中提及自己所遭受杀父弟、丧子侄的切肤之痛时，施琅毅然决然地宣称“芦中穷士，义所不为”，自己决不会做像伍子胥一样泄私愤报前怨之事。施琅捐释前嫌、亲自祭奠与自己有杀父戮弟之仇的郑成功，给全岛军民吃了一颗极具功效的定心丸，使一些人的疑惧全然消释，从而心悦诚服地归顺大清帝国。

岁月沧桑，他变得更加理性和警觉。他做出了不诛杀郑氏一人的承诺，这种以大局为重、泯灭私怨的博大胸怀，不仅是个人舍旧怨、释前嫌，更成为招抚台湾上下的成功策略。

施琅不杀郑氏一人，并非他对郑氏的仇恨已烟消云散，个中原因是复杂而多面的。

施琅笃信风水，深信因果报应之说，往往以迷信的眼光来看问题，这在一定程度上影响到他对郑氏的态度。施琅在康熙二十二年为维护祖坟风水，亲自撰写了《结草山示禁混葬碑文》，认为自己家族兴旺，是赖祖坟之风水好，可见其对风水之说的笃信。他在所撰的《重修家谱序》中说其家族自移居浔海，之所以能“载姓苞番”，是因为“代有隐德”，说明他相信因果报应。施琅复任水师提督后，在拜见康熙时即认为“郑氏扰乱东南，相继四世甲子一周，数穷理极。”“卜之天时，揆之人事，郑氏气势决不能再延。”[3]在施琅看来，郑氏长期祸乱沿海，必遭天谴，郑氏之亡乃天意，人力不可过分干涉。

是时台湾新附，尚保存有相当强大的军事力量，且清廷强行削发的制度也让许多人一时难以接受，此时报私仇、杀降郑会引起大规模的反抗，那样台湾将复起干戈，东南又将不宁，施琅的前功将尽弃于此，也就违背了他以平台而建功立业之毕生宏愿。更何况康熙已谕令允许台湾郑氏投降，以示皇恩，公然杀之有违圣命，这是深感君恩深重的施琅所不愿违也不敢违的。康熙委他以专征之权，使其有机会得建大功，可说是皇恩浩荡，施琅自是当肝脑涂地以报，怎能做出公报私仇违背圣意、给皇上的脸上抹黑的的事情呢？另外，由于姚启圣与施琅之间存在着矛盾，姚启圣一直因未能取得平台之大功而耿耿于怀，为了争功，他和施琅都希望能抓住对方的把柄，以贬抑对方。如若施琅因私怨造成台湾局势的再次动荡，无疑是授人以柄，必将遭到姚启圣的攻击，对此不能不防。

自顺治八年（1651年）郑成功杀施琅之父弟，施琅满怀仇恨降清；康熙十九年（1680年）郑经杀施琅子侄及家眷、亲兵七十二口，并全部沉尸海底。灭郑复仇无疑是支撑他度过漫漫岁月的精神支柱之一，施琅入台后，作为清军的统帅，又握有专征之权，尽管有诸多的限制，但倘若他不顾一切，定要杀郑氏、报私仇，是完全能做到的。时光荏苒，今日的水师提督已非昔日郑成功部下的左先锋了。十三年的内大臣生涯，施琅博览群书、效法圣贤，受儒家立德、立言、立功思想的影响，他已有了深厚的政治涵养；六十三年的风雨沧桑、饱经忧患，磨砺了施琅的意志，拓宽了他的精神和思想境界；统率大军跨海东征，履风波、冒战火，其内心渴望着早日平定海疆，以建立不朽的历史功勋。一个担当大道大为的人，如果眼见得可以彪炳青史，还有什么一己恩怨不能消弭、个人利益不能牺牲？为什么还要因公报私仇留下污点，让后人指点？自古忠孝不能两全，忠字为先，为国可舍家，在国之大义面前，一家之仇退居其后。可以说，在构成施琅平台动机的复杂因素中，效忠朝廷与建立不世之功是其思想的主导。如若执意冒险杀掉郑氏，不仅毁掉自己的千古形象，还可能成就郑氏为大明江山宁死不屈、死而后已的节烈英名。思前想后，还是做出宽容而高尚的姿态更好。因此，最终，为顺利实施招抚政策、收服人心、稳定台湾的社会秩序，在杀郑氏、报家仇以图一时之快与顾全大局、著忠臣之美名、保世代之荣华这两者之间，施琅做出了明智的选择，一笔勾销了三十多年与郑氏的恩恩怨怨。

当然，施琅的选择经历了一个痛苦的过程，特别是对他这样一个直言骨鲠、恩仇必报的人来说，这个选择确实是很难的。他自己表白：“受命之初，窃意籍此可雪父弟子侄仇恨。”[4]入台后不杀郑氏，他说自己是“衔恤茹痛”，可见施琅对郑氏报复之心始终未泯，其决定不杀郑氏内心斗争之激烈。据当时驻台湾的英国商人托马斯·恩基尔和托马斯·沃罗豪斯所著《十七世纪台湾英国贸易史料》记载，施琅在谈及入台后对待郑克塽的态度时说：“彼等待台湾王，犹如待新生之婴孩，每日之膳食不过猪肉一斤。又将其以前从大陆买来之奴仆悉予解放，使其黑人卫队自由决定去留，诘问以前过失。”出于对郑氏的仇恨，施琅以驻台司令官的身份，限制其饮食、释放其奴仆、遣散其卫队、诘问其过失，藉此聊以发泄心中的怒火。由此可见内心冲动和冲突，他终于隐忍咽了下去。尽管施琅对郑克塽的态度甚为不妥，但他终能克制自己，未伤大局。不管出于何种目的，施琅此举应该说令人敬佩的，无论是敬佩他的高尚境界，还是敬佩他的责任意识，抑或是敬佩他的自制能力，甚至是敬佩他的老练狡猾。总之，行事到此，对于一个人来说是十分难得的，值得深深敬佩。

施琅采取宽大怀柔政策处理与郑氏的关系，迅速稳定了台湾的局势，赢得了台湾各界的称颂，为台湾的顺利回归迈出了极其重要的一步。

在刘国轩的陪同下，八月二十三日施琅率总兵吴英等巡视了台湾南北两路，所到之处受到欢迎，就连原住民各社也接踵而至，施琅悉赏其袍、帽、银牌、烟草和布匹，以示慰问之意，重现了当年郑成功收复台湾受到台湾民众欢迎的情景。施琅一路上看到台湾山川峭峻，土地膏腴，茂林修竹，人烟辐辏，渔猎耕种，真是海外的雄镇，想到台湾重回大清，自己建立千秋伟业，不觉豪情顿生，甚感欣喜。

历来的战胜者为耀功德，无不命百姓犒师劳军，从而使百姓负担加重，几成惯例。台湾明郑后期以来，政治腐败，民生艰难，施琅对此了如指掌。对此，八月二十九日，施琅发布《严禁犒师示》，申明此次奉命进取台湾，所统王师，原为拯救民众而来，不是要骚扰民众，故大军处处秋毫无犯。诚恐各乡社保甲沿袭故套，进行劳军，摊派费用于百姓，骚扰民生，所以严令不准劳师，并着重指出：如若各乡、社之保甲长胆敢借机摊派犒劳费用，定行拿办，严究不殆！施琅注重拯民而不扰民，注重民生休息，深得台湾民众的拥戴。

九月初二，施琅释放了被长期被拘留于台湾的荷兰人百余人。

在他的周密安排下，郑克塽等分次分批被送至福建。其中包括郑成功之子郑聪等六人、郑克塽及其弟兄九人，刘国轩、冯锡范子弟及明后裔朱恒等十七人，以及部分官兵。这项工作从八月底直到十月才陆续完成，全部人员交侍郎苏拜和福建督抚安置。

至此，台湾郑氏的归降尘埃落定。施琅全面、适时、准确地执行剿抚政策，圆满地完成了平定台湾郑氏集团的国家重任，结束了数十年来东南沿海的混乱局面，使沿海地区百姓从此免受战火之苦。同时，作为终生理想的核心部分，施琅实现了自己的人生目标，既消灭了郑氏政权，为父兄报得冤仇，又彻底粉碎了郑氏自立为王、分裂国家的企图，维护了国家和民族的利益，其功绩伟大，将永载史册。

施琅收复台湾，几十年来难以剿灭的海患终于一举平定，康熙欣然赋诗：

岛屿全军入，沧溟一战收；

降帆来蜃市，露布彻龙楼。

上将能宣力，奇功本伐谋；

伏波共美名，南纪尽安流。[5]

康熙在诗中盛赞施琅之功，将其比作汉时的伏波将军马援。

九月初十，康熙赞扬施琅“矢心报国，大展壮猷，筹画周详，布置允当。”[6]指示吏、兵二部着施琅加授“靖海将军，封靖海侯，世袭罔替。”并赏赐龙袍一件，同时下令对平台将士进行封赏。封施琅三等侯显然是很高的荣誉了。

施琅平复台湾后，就连平素与施琅不和的姚启圣也衷心地高度称赞施琅，他在《优叙难安事本》中写道：施琅“六月渡海，深入不毛，提臣施实为人之所不敢为；而身亲行阵督战带伤，提臣施实又为人之不肯为，六十年巨寇一旦平定，外域悉附版图，海国克奏肤功，提臣之勋，真莫大焉。”此言既见施琅之功在当时是多么轰动的事，又可见姚启圣为人之诚。

据《康熙起居注》所载，九月初十，康熙在嘉奖施琅的同时，认为郑克塽虽是在澎湖战败，处境十分窘迫的情况下才归降的，但他能改心易虑，率众纳土投诚，亦属可嘉，封其为汉军公，刘国轩为天津总兵，冯锡范等亦有封爵，皆隶上三旗，又令拨给房屋、田地。原郑氏文武官员及明朝后裔等皆安置于各省垦荒，其余四万兵士，愿入伍或归农，各听其便。施琅在招抚时所许下的诺言得以兑现。

不过，为收复台湾同样做出了巨大贡献的姚启圣，却在举国上下的一片欢腾中感到十分失落。九月初六，他向朝廷上奏《优叙难安事本》。在这道奏章中，回顾了自己为平定台湾郑氏集团所做的卓有成效的工作，包括举荐施琅出任水师提督、组建福建水师、筹措粮饷、保证征台的后勤供应等，但同时又称自己“数载尸位海疆”，与施琅“安敢比拟”，遂请求康熙“将臣之优叙一并加给水师提臣，旌其殊绩，以示朝廷褒崇之典”。据《康熙起居注》记载，康熙在阅览奏章后，颇显不满说：“朕观姚启圣近来行事颇多虚妄，当施琅进兵时，不及时接济军需，每事掣肘，所造战船，徒费钱粮，多不堪用”。“而奏内妄自夸张，称臣与提臣如何调度。明系沽名市恩，殊为不合。各本皆不准行”。大学士明珠也奏说姚启圣乃是一个夸大其辞之人，康熙遂下令：“姚启圣前有议叙之旨，应停止。尔等将此意拟切责票签送进。”

姚启圣此番上奏不仅摆功不成，反而无功有过，这对数年来病魔缠身、屡屡昏迷不省人事的姚启圣来说，实在太欠公平，对他的病无疑是雪上加霜。他终日闷闷不乐、抑郁不已，身体每况愈下，数月后病逝。李光地在《榕村语录》中说姚启圣“不数月，遂气忿疽发背而死。”

姚启圣因建战功于康熙十七年至二十二年（1678～1683年）间任福建总督，在督闽期间，饶有政声，为平台可以说不遗余力。然而，作为一位清初的封疆大吏，誉不留于当世，功不昭于身后，终至抑郁而死，令人扼腕叹息。姚启圣任福建总督期间廉政爱民，整顿吏治，安定地方，民间自有公论。全祖望《鲒埼亭集》记载：闽人感其恩德，其去世之时，“百城惊悼，群聚而哭于督亭”，“而漳泉二府之民争乞公之遗衣冠葬之其乡，福州之民乞留葬于城外东山。屡说不得，请麻衣执绋。号啕送者直过仙霞。”

应该说收复台湾，姚启圣功劳颇著。他同施琅一样矢志以复台为己任，福建上任伊始，即尽心筹谋，为收复台湾而极力奔走；为举荐施琅，不惜举家以百余口之性命为保；散尽家产，修建船只，招募水师；征台之时，又竭尽全力筹集粮饷和各种军用物资，为平台提供了充足的物资保证。姚启圣作为一方重臣，为征台做了大量准备工作，尤其是在整顿军备、招抚降者、削弱郑军、统筹接济、谋划方略等方面做出了巨大贡献，甚至连施琅也称赞他在招抚和后勤方面的功绩。施琅攻克澎湖后，在向康熙题呈的《飞报大捷疏》中赞誉姚启圣道：“督臣姚启圣捐造船只、捐养水兵，与臣共勤大举，仍又亲来厦门弹压，殚心催趱粮饷，挽运不匮，加以厚资犒赏将弁，三军莫不激励思奋。今日克取澎湖之大捷，皆督臣赏赉鼓舞之功，乃有此成效也。”姚启圣为统一台湾呕心沥血，兢兢业业，《清史稿》中赞其“先事之劳，何可说也”。收复台湾，若说施琅居功至伟的话，其后当推姚启圣，惟此才不失公允。若无姚启圣一心一意治理后方，统筹接济，数万前线大军攻取台湾恐难得心应手、马到成功。姚启圣在统一台湾的过程中，其作用不可替，其功劳不可没，确确凿凿，昭然于史。为征台湾呕心沥血的姚启圣因为没能同征心中不满，自己为聪明地发点儿小牢骚，耍点儿小脾气，本属自然。但康熙话中带出姚在征台时不及时接济军需，而且遇事处处掣肘，甚至说他督造的船根本不堪用，白白浪费钱财。这显然不是事实。但如此虚妄、谄佞之言语出何处又意欲为何呢？这给了后人以想象的空间。

施琅闻听姚启圣殒亡，十分震惊，匆匆赶往姚府凭吊。他长跪于灵柩前，心中不仅悲痛不已，而且感慨万端。以身家性命担保来举荐自己的姚启圣，几乎就是他有知遇之恩的恩师。大军出征以后姚公坐镇厦门，为保障粮饷、舰船、兵员尽心竭力，对征台的成功劳苦功高，如今却已撒手人寰。对自己为同征之事与姚公的分歧该如何评说呢？屡屡上奏留台，尽然落得如此下场。无论悲从何来，施琅当时老泪横飞，在众人的苦苦相劝之下才走出督府。

十月十八日，吴启爵从京城来到台湾，宣读了康熙对施琅和随征官兵的奖赏决定，并把康熙所赠之御诗、龙袍等各种赏赐物交给施琅。施琅身披龙袍，捧读御诗，沧桑的脸上挂满了激动的热泪，多年来满腹的辛酸与委屈，在此刻都得到了尽情的宣泄，多年来梦寐以求的向往与期盼，尽在此刻得以实现。

此后施琅又对负隅顽抗的郑军残余力量进行了清肃，于十月二十八日招抚了聚集在舟山的原郑军部队，同时遣陈昂出海访察郑军派往远洋通商的船队，免遗后患。各项工作业已就绪后，施琅把吴英留下镇守台湾，于十一月二十二日班师回到澎湖，亲祭澎湖阵亡将士。二十六日离开澎湖，翌日正午抵达厦门。自康熙二十二年六月十四日施琅率舟师驶离铜山东征，至十一月二十七日返回厦门，历经六个多月[7]，于顺利地完成了征郑抚台的任务。

建不世之勋，成千古伟业，在这巨大的成就面前一般人是难以自持的，何况经几十年磨砺、承各种非议而获得专征成功的施琅，此时的志得意满溢于言表。获封靖海侯后，施琅希望朝廷赐顶戴花翎，康熙破例将这个一般不予在外将军的殊荣给了他。此后他又将皇帝所赐御书刻成碑文立于泉州水师提督衙门前，以示卓著。此举招来同僚的不满，福建提督张云翼以府衙前“建立御书碑亭各官不便行走”为由奏了施琅一本。于是康熙下旨说：御书本是对他的鼓励，在自家左右树个碑就算了，“今乃于公所建立，不独张云翼一人出入未便，即合省文武大僚亦皆震悚回避，此特借端招摇，欲引以为重，该部严饬施琅不得于公所立碑。”[8]由此可见施琅的个性特征之一斑。

清政府历经艰辛、耗费巨资平定了台湾，然而，台湾未来的命运却变得扑朔迷离，一个重大问题摆在了统治者面前：是保留并治理台湾，还是放弃台湾？

此时，圣明的康熙对台湾的战略地位也缺乏认识。当初康熙之所以下令出兵台湾，是为了靖平海疆以维护统治，如果郑氏不骚扰沿海居民，不影响到清朝的统治，甚至可以允许郑氏的继续存在。据《康熙起居注》记载，台湾收复后，大学士明珠等人以台湾彻底平定、四海一统为由，奏请圣上加尊号，康熙却认为台湾属于海外，与大清无甚关系，“台湾仅弹丸之地，得之无所加，不得无所损。”可见，康熙起初对区区台湾显得漫不经心，影响所及，当朝文武大多数人主张弃台，而不主张留守台湾。

就对台湾弃留问题的认识，当时没有人比施琅更清醒而深刻了。早在康熙二十二年六月二十六日，清军攻克澎湖，郑氏遭受重创，施琅即在《飞报大捷疏》中报告收复台湾指日可待，请求康熙对台湾的弃留问题做出决断。七月二十四日，施琅在《台湾就抚疏》中再次请求康熙就台湾的弃留速做决定。此时，施琅的心情显得有些迫切，隐隐已有敦促康熙之意。紧接着，施琅又题呈《赍缴册印疏》，再次恳请康熙决断台湾的弃留。为使康熙对此有更为深入的了解，他还特地遣亲履台湾的吴启爵回京面圣。八月十九日，施琅在《舟师抵台湾疏》中除了向康熙报告自己进入台湾以来的收抚情形等事项之外，又一次以自己在台湾的所见所闻为由，请朝廷对台湾的地位问题及时做出决断，奏疏写道：台湾土地肥饶，盛产五谷，沃野千里，汉民与当地原住民一同生活，人口稠密。台湾的弃留，请朝廷早做定夺。同时，施琅处理台湾事务，均照台湾已入清廷版图方式实施。康熙二十二年七月十六日，施琅派吴启爵前往台湾发布《安抚输诚示》，其中就提出台湾之人民和土地须尽入版图，表明他具有将台湾纳入大清版图的强烈愿望。施琅入台后发布的《谕台湾安民生示》中也称，台湾的土地已纳入大清的版图，台湾之民众皆大清赤子，所以他采取严禁摊派、减轻租税等一系列的措施，发展台湾的生产，维护台湾的治安。通过对台湾各地的考察，施琅更加充分地认识到台湾战略地位之重要。

接到施琅的奏章后，谨慎的康熙只是高度赞扬施琅平定台湾的功绩，并未提及台湾的弃留问题。据《清圣祖实录》记载，由于施琅屡次三番请求对台湾弃留问题做出决断，康熙着令大臣们进行讨论。但是，朝中大臣对台湾岛的概念模糊，认为台湾问题的症结只在不奉清朝正朔的郑氏集团，一旦郑氏降服、台湾军民内迁问题得以解决，天下即可太平，至于台、澎乃化外之地，土地狭小，人口稀少，财赋无多，又远隔重洋，无关紧要，得其地不足以为耕，得其民不足以为臣。在清廷大臣们心目中，台湾乃蛮荒之地，山川险恶，土地贫瘠，物产缺乏，所居之人若非奸恶之徒，即是野蛮土番，且又处于汪洋大海之中，远隔重洋，风涛险恶，留守台湾乃是徒耗粮饷之举。因此，康熙下令商讨台湾弃留问题时，大学士们奏对应当候至郑克塽归降登岸后再行商议，后经施琅一再催促，议政大臣们又奏对：应由前往福建主持安置郑氏归降人员的工部侍郎苏拜，会同福建督、抚、提进行商议提出意见后再定。

要对台湾弃留问题做出重大的决断，当然就先必须了解台湾。据《清史稿》记载，七月二十八日，侍郎苏拜奉旨赴闽，听取各官员的意见，解察当地情况。此时对台湾问题最有发言权的施琅尚远在台湾。时任福建巡抚的金X（左金右宏）因工作不利，受到朝廷冷落，再加之他对台湾的情形也不十分了解，故在台湾问题上附和众大臣们的意见，主张弃台。因此，苏拜得出台湾不值得劳心费神去保留的结论。

朝廷上下只有姚启圣坚持保留台湾的主张。康熙二十二年（1683年）八月十三日，他接到兵部密咨，要其对台湾或弃或留的问题提出具体意见。十七日，他即在《忧畏轩奏疏》中写道：现在台湾已克，若弃而不守，势必仍会变为盗贼之巢穴，旷日持久之后，必将蔓延成如郑氏一样的反叛基地，则征剿起来又将大费周折。据此，姚启圣提出：台湾乃是上天赐予大清的土地，不能轻言弃置。

但姚启圣留台的意见中亦有颇多不足甚至谬误。他仅看到弃台后可能产生的内患，丝毫也没有提到荷兰人对东南沿海的威胁，未能从外患的角度说明留台的重要性，更谈不上把台湾作为对外发展的门户了。他说，台湾地方自汉唐以及宋明，历代均未划入版图。甚至说，此地原系荷兰人所居，即为荷兰之地，如若荷兰人愿意，则自应听其居住，大清恐怕确实也不会派兵前往征讨。这些话显然荒谬至极。事实上，史前古文化时期，台湾就有了大陆原始文化的传入。据1972年对考古发掘的台南“左镇人”的考察，其属北京人的一支，是古代闽地百越人的移民[9]。战国《尚书·禹贡》中对台湾有“岛夷卉服”之说，卉服即草装。而《汉书·地理志》说到台湾时称：“会稽海外有东X（左鱼右是）人，分为二十余国”。三国时期，航海技术促进了大陆与台湾的联系，汉文化传入。230年，吴主孙权“遣将军卫温、诸葛直将甲士万人浮海求夷洲”，带去汉文化、耕种技术。而《隋书》记载：610年，炀帝遣陈棱“发东阳兵万余，自义安泛海，击流求国，月余而至”；《宋书》中对两岸贸易也有记载。13世纪，元朝政府在澎湖设巡检司，管理澎湖、台湾。因倭寇袭扰，明初撤巡检司，嘉靖四十三年（1563年）恢复。由此可见，大陆居民在台湾活动的记载不绝于史，台湾历来为我中华领土，绝非未入中国版图的化外之地。明朝晚期，内忧外患，对台湾无暇顾及，致使西方列强霸占一时，怎能说因此台湾就成了他们的土地了呢？由此可见，当时人们对台湾及其价值的了解是多么的浮浅。

但不论怎样，姚启圣算是第一个公开明确主张留台的人。但由于他之前呈奏《优叙难安事本》为自己摆功，引起了康熙不满，再加上他本人未曾到过台湾，且上奏留守台湾的理由又不很充分，故康熙对他的建议并不重视。到十一月，姚启圣病逝，又陨落了一位主张留台的人。大学士们为福建总督人选向康熙请旨，康熙认为浙江总督施维翰为人颇优，亦堪重任，谕令调其出任福建总督，这位新任总督自然不会在这种重大问题上轻易表达什么独到见解。

康熙二十二年十一月二十七日，施琅回到厦门。十二月初一，施琅即赴福州与侍郎苏拜一道，会集福建督、抚等商议台湾弃留的问题。官员们聚讼纷纭，莫衷一是。有认为留之无益的，有言称弃之有害的，甚至还有提出将台湾之民全部迁入大陆、只弃这片土地的，惟施琅一人独言台湾应加完整保留。工部侍郎苏拜、福建巡抚金X（左金右宏）虽感施琅言之有理，但因未曾亲临台湾，对这一重大问题仍犹豫未决，不置一辞。施琅意识到此事干系重大，且阻力重重，非凿凿有据的高识远见才能说服康熙及朝中诸臣。

施琅了解台湾，考察过南北两路，敏锐地认识到台湾断不可弃。与施琅同样主张留台的姚启圣已经去世，姚、施联合上奏已不可能，这副历史的重担落到施琅一人肩上，现实又一次把他推到了历史的风口浪尖。经过反复斟酌，康熙二十二年（1683年）十二月二十二日，施琅向康熙题呈了具有历史意义的一篇奏疏——《恭陈台湾弃留疏》。

施琅在奏疏中首先指出，台湾的地理位置十分重要：台湾北接东海，南连南海，西邻大陆，处于中国大陆海岸线的中央，绵延数千里，山川峻峭，港道迂回，是东南沿海的保障，江浙闽粤四省的要害，其重要的战略地位直接关乎大陆的安全。

施琅以其身临其境的实际调查为依据，陈述将台湾纳入大清版图的重大经济意义。他指出：“臣奉旨征讨，亲历其地，备见野沃土膏，物产利薄，耕桑并耦，鱼盐滋生。满山皆属茂树，遍处俱植修竹，硫磺、水藤、蔗糖、鹿皮，以及一切日常之需，无所不有。”他还提出台湾舟帆四通八达，商品贸易往来不断，不仅是险阻之地，也是肥饶之区，是一片很有发展前途的未经充分开发的土地，留守台湾既具有经济利益，又可为日后台湾的建设提供可靠的物资保证，不仅不会增加清政府的负担，相反还会给清政府带来新的财政收入，“此诚天以未辟之方舆，资皇上东南之保障，永绝边海之患，岂人力所能致？”现今郑氏献之，弃而不守甚为可惜。

施琅深知台湾的税赋不是康熙和朝中大臣们最为关心的，台湾的弃留与东南沿海的安危才是他们的心结所在，因此在阐述留台的理由时，将重点放在了弃台不守的严重后果方面。他指出台湾与大陆之间为大洋所隔断，大陆对其鞭长莫及，如果对台湾轻率地弃而不守，势必祸及未来。在施琅看来，严重的后果来自两个方面：

一是来自国内。他回顾了台湾此前六十年的历史：曾以台湾为基地的海寇郑芝龙就抚之后，荷兰人据此为贸易场所，联络原住民、招纳大陆人，把台湾变成独立王国，逐渐成为袭扰大陆的边患之源。顺治十八年，郑成功攻破并盘踞此地，纠集反清者、联络原住民，窥视南北，侵犯江浙。到郑克塽为止，六十年间一直与清廷相对峙，成为极大的危害，他们所以敢与朝廷相抗衡，正是凭借台湾的富饶和险要。如若放弃台湾，则必须把岛民迁到内地。他指出：既然台湾已经纳入大清版图，善后之事，尤宜周详。台湾人居稠密，户口繁息，农工商贾，生活有序，一旦徙弃家园，必造成百姓失业流离，而且安置费用很高，实非长策。且以有限之船，渡无限之民，非数年难以完成，实非良策，而其中肯定会有部分民众不肯迁移，必然会潜伏起来，和原郑氏逃军、不法之徒啸聚成群，剽掠海滨。台湾很容易为奸邪凶顽之徒所占据，成为盗贼巢穴，重现郑氏之祸。那时再涉洋远征，恐怕更费周折，这必是清政府所不愿见到的。根据历史的经验教训，施琅提醒清廷重视台湾的地位。

二是来自国外。施琅敏锐地意识到外敌入侵并以台湾为依托，将对清政府的统治构成新的危险因素。他明确指出：被郑成功赶走的荷兰人无时不在垂涎台湾，一直在乘隙以图。荷兰人性情狡黠，善能蛊惑人心。其夹板舰船，精壮坚大，很难抵挡。如果他们没有土地立足，尚无伎俩，若取得这数千里的肥疆沃土用以停泊，必然与其他势力合伙，窃窥我朝边疆，迫近大清门庭。放弃台湾等于种祸于后来，沿海诸省，再无宁日。到时再勤师远征，第二次涉洋，波涛不测，恐怕不易再胜了。

施琅把弃台不守的两大隐患分析得一清二楚。施琅与荷兰和英国等西方人有过接触，对西方殖民者垂涎于中国幅员辽阔、资源丰富的本性比较了解；同时，由于明朝末年的倭患给施琅的家乡造成很大的灾难，他对此有着切身之痛，这使得施琅对外寇持有较高的警惕性，并吁朝廷对西方殖民者要保持高度警惕性，显示出一位杰出军事家的高瞻远瞩。

施琅在奏疏中提到台湾对维护我国安全的战略地位和战略意义：拥有台湾，大陆的安全环境就可靠；失去台湾，为敌对势力所控制，则台湾将沦为针对大陆的基地。他还指出，随着全国经济重心的南移，注重西北边防的传统观念要加以适当的调整，东南的海防必须加强，而要加强东南海防，就必须保留台湾，台湾是我国海防建设的重中之重。一个半世纪后爆发的鸦片战争，使施琅的担心不幸成为了现实，足以证明施琅从国际战略的角度看待台湾的重要性，由此阐明了一个重要的思想，即台湾的归属问题已关系到国家的统一及沿海边界的安危，这一海权概念及海防思想极具远见卓识。

施琅以一位历史见证者的身份，用战略家的眼光严肃地指出，澎湖是台湾的门户，台湾和澎湖在战略上互为犄角，留守澎湖则必须留守台湾，“如仅守澎湖，而弃台湾，则澎湖孤悬汪洋之中，土地单薄，界于台湾，远隔金、厦，岂不受制于彼而能一朝居哉？”所以应台湾、澎湖一并守之，方可相互支援，在东南沿海形成一道严密的海防线，扭转以前因消极防御而造成的被动局面。

对澎、台的防御施琅也提出了详尽的方案：在台湾设总兵一员，水师副将一员，陆师参将二员，兵八千名，澎湖设水师副将一员，兵二千名，共计万余士兵足可防守。这些官兵可从过去驻扎于福建沿海各地防御郑氏集团的清军官兵中抽调，不会额外增加清廷的财政负担。施琅还就兵饷的供给与守台官兵的换防问题提出了具体建议，主张防守澎台的总兵、副将、参将等官，不必永久驻守此地，二三年后转升内地，并形成制度。他认为，朝廷若能厚待这些军官，他们就会尽心效忠。施琅的这些主张，日后成为班兵制的基本原则。班兵制于康熙二十五年（1686年）正式施行，并成为定制。至于驻军的兵饷来源，施琅认为台湾此时刚刚归附，且民生凋敝，应由清廷暂时全部负担，三年后开始向台湾征收赋税，可以解决兵饷问题。施琅指出，清廷决不能因为守台官兵耗费粮饷就主张弃台，那样会因小失大，是舍国家大局、行苟安之举。因为“台湾一地，虽属外岛，实关四省之要害”，“勿谓彼中耕种，尤能少资兵食，固当议留。”即使是“不毛荒壤，必藉挽运，亦断断乎不可弃。”

最后施琅说明其上疏力主留台是为海疆的安宁，也是为报答康熙的眷顾之恩，同时又是他的职责所在，并再次重申台湾断不可弃，否则“必酿成大祸，留之诚永固边圉。”为使康熙对台湾的地理形势有一个比较清楚的认识，施琅还绘制了台湾地图，一并呈康熙御览。

这份《恭陈台湾弃留疏》以力主固守台湾为宗旨，层层剖析，陈以利害，并晓之以理，通篇充满了维护国家一统的爱国情怀和远见卓识，为清廷治理台湾筹划了一幅蓝图，为清廷最终决定台湾的弃留起到了关键性的作用。

康熙接阅施琅的奏章后，受到极大震动，立即令大学士、议政王等大臣们对施琅的奏疏进行讨论，开始慎重思考台湾的弃留问题。为此康熙召见了刚从福建探亲回京的李光地。据《榕村语录》记载，李光地坦承自己与施琅的看法不合，觉得“台湾隔在大洋之外，声息皆不通，小有事，则不相救。使人冒不测之险，为其地之官，亦殊不情。”他直言不讳地认为台湾“应弃”。康熙问他应怎样弃法时，他提出：“空其地，任夷人居之，而纳款通贡，即为贺兰（荷兰）有，亦听之。”不过李光地也担心，荷兰人居于台湾，日久必然滋生事端，定会对沿海地区造成祸害，但是“目下何妨以皇上之声威，几十年可保无事。”

尽管李光地支持康熙对台湾用兵，保举施琅出任水师提督，但他同群臣一样缺乏政治远见，依然停留在以消灭郑氏政权，维护清朝沿海地区的统治为目的。平台前后，李光地都没考虑过台湾在巩固东南海疆、抵抗外敌入侵中的战略作用，仅仅满足于几十年安然无事，没有考虑到保持台湾的长治久安。

施琅对台湾弃留的高远之见，令康熙欣赏，也得到部分有识之士的赞同，赢得了一些敬佩和共鸣。大学士李蔚首起支持，上奏道：“台湾有地数千里，人民十万，则其地甚要，弃之必为外国所踞，奸宄之徒窜匿其中，亦未可料。臣以为守之便。”之后，已从福建回到京城、亲耳听过施琅建议的苏拜等众多大臣，均已改变了原有观点，一致赞同施琅留台的主张。

经过八个月台湾“去”、“留”问题的大辩论，最终从善如流的一代明君康熙，为施琅的透辟分析所打动，深感台湾之弃取关系弥大，弃而不守，尤为不可，从谏纳言，遂果断采纳了施琅台湾断不可弃的意见，做出了必守台湾这一具有重大历史意义的决定。康熙二十三年四月皇帝正式批准施琅的建议，设台湾府属福建省辖，下设台湾、凤山、诸罗三县，又设台厦兵备道，澎湖巡检司，共同负责东南沿海防务。台湾正式纳入清政府的管辖之下，成为清政府之版图，设官治理，驻军守护，郑重宣告台湾是中国神圣领土不可分割的一个部分。而《恭陈台湾弃留疏》成为清政府治理台湾的蓝本，对后世产生了极大的影响。

回顾满族入关历史可见，在清朝的统一战争中，惟有对郑氏海上势力用兵时间最长。如果从唐王政权建立算起[10]，到郑克塽降清为止，则清、郑间的战争几达四十年之久。为解决台湾问题，清、郑双方谈判的次数最多，据《台湾外纪》所载，正式谈判就有十三次之多，可见清政府平定台湾所付出的代价之大，而这一任务最终为施琅所完成。难怪康熙嘉奖施琅道：“尔果能竭力尽心，不负任命，奋不顾身，举六十年难靖之寇，殓灭无余。此诚尔之功也。”[1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