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春生于一八三八年（清道光十八年）出生于福建厦门，父亲是船夫，家境并不富裕。小时候为贴补家用，经常和邻居小孩带着糖果沿街叫卖，从而立下日后从商的志向。十三岁那一年，在一个偶然的机会里，李春生在厦门受洗成为长老教会信徒。十五岁时，李春生的父亲将他送到厦门的钱庄当伙计，由于经常与外国人交往，李春生藉此学会了英语及商业经营。

　　一八五七年（清咸丰七年），李春生受聘在厦门英商怡记洋行担任掌柜，从事洋货及茶叶买卖，这段期间，李春生因为做买卖的关系，游历许多地方，眼界因而大开。

　　一八六六年（清同治五年），李春生受聘来到台湾的艋舺（今万华）担任宝顺洋行的总办，负责管理茶叶种植与生产，同时还协助一名英国商人多德（John Dodd）从福建的安溪引进茶种，劝导淡水农户种植。数年后，多德引进的茶在台湾种植成功，由淡水销往纽约，大受欢迎，台湾茶（注1）从此扬名海外。不久，李春生也自制茶叶外销，并经销煤油，由于经营成功，使他的财富迅速累积，很快就与板桥林家并称为北台湾最有钱的两户人家。 一八八九年（清光绪十五年），李春生与板桥林家的林维源共同建造千秋、建昌二街（今贵德街），并出租给洋商，从事茶叶的买卖，带动大稻埕初期的繁荣。

　　另一方面，由于李春生精通英语、熟悉洋务，很受洋人及官府的信赖，每当官府与洋人有所交涉时，都会邀请他提供意见或担任翻译，也因此得到“番势李仔春”的称号。同时，李春生在刘铭传驻台期间，还协助清政府推展各项工业建设，不仅担任募集委员，并不惜投下巨资，积极推动各项公共工程，如台北城的建造、铁路的兴建、八堵煤矿的修复、大稻埕港岸堤防的兴建、大稻埕新市街的营造工程，以及担任蚕桑局副总办等，后因功获朝廷颁给五品同知，赏戴蓝翎功名。

　　经商致富的李春生，并没有一般商人的市侩铜臭味，而有着深邃透彻的思想内涵。他的为人行事、思想作风都受基督教义影响颇深，甚至著书宣扬基督教创造说的观点（上帝为创造之手，没有任何事可以超越上帝之创造），对科学家达尔文、斯宾塞、赫胥黎与穆勒等人的“进化论”、“自由论”提出严厉批判。

　　除对宗教问题提出独到的见解之外，李春生也关怀各种社会、文化现象。那时候，由于西方文化的势力强大，有许多知识分子主张全面西化，并全盘否定传统文化。李春生对此提出反驳，认为“文化不是全盘都不好，将好的精神保留，不好的现象斩除，而不是为反对而反对，将它们连根拔起”。这样的想法，在那个全盘否定传统的年代里，更显得理性，可看出李春生虽然接触很多西方文化，却不会因此完全“崇洋媚外”，在思想见解上展现了哲学家的风范。

　　另外，针对一八七四年（清同治十三年）日军发动侵台的牡丹社事件（注2），李春生也写了《台事》七篇，以他对台湾资源的了解及对国际情势的认识，建议和日本议和，并加强对台湾的防务工作与开发台湾丰富的资源，是极早对台湾提出具体经营策略的人。

　　一八九五年（清光绪二十一年）五月，清廷决定将台湾割让给日本，全台官绅震惊。五月二十三日，台湾巡抚唐景崧发布“台湾民主国自主宣言”，建立“台湾民主国”，宣示捍卫台湾主权。不久，日军从澳底登陆后，瑞芳不守，基隆也落入日军之手，信誓旦旦要死守台湾的唐景崧，眼看情势不保，很快就乘船逃回厦门。唐景崧逃走后，台北城内一片混乱，土匪蜂起，官兵为盗，局势混乱，人心惶惶。以李春生为主的绅商于是召开紧急会议，商讨如何安抚局势，最后决议由辜显荣前往基隆迎接日军进城，以维持台北城的新秩序。

　　日本在台的殖民政权建立之初，为了拢络地方士绅，不但叙勋授章，还延揽有声望的人出任街庄社长（即现在的乡里长），又邀请他们到日本参观。一八九六年（日本明治二十九年）春天，李春生带着家人随第一任台湾总督桦山资纪到日本游览，顺便送六名子弟到日本留学，打开了台湾富豪子弟留学日本的风气。

　　李春生虽然叱咤商场，接触过不少外国人，出国却是头一遭，对在日本的所见所闻都感到很新鲜，甚至表示：“出门便是佳景，竭尽心力都看不完、玩不完！”

　　六十四天的日本之行，让李春生惊觉现代化的重要，更加深他对改革台湾教育文化的期许。

　　在日本，李春生剪掉前清所遗留的长辫子，换上西式服装，行动变得自由敏捷、有自信。回台后，鉴于以前清朝时期台湾人留辫子及绑小脚风俗不但不符合卫生观念，也限制了行动自由，因此与大稻埕中医师黄玉阶筹组“台北天然足会”，宣扬断发放足的改革。除此之外，一旦日本政府要筹建公学校、“国语”传习所等教育机构时，李春生也一定捐献巨款、大力资助，以振兴地方学风。

　　李春生深深认为西方的力量和成功来自基督教，日本的富强也是因为对基督教的支持，而得到上帝的福佑。所以从日本回来之后，李春生便更积极地宣传基督教义，推动基督教事务。

　　一九○一年（日本明治三十四年），李春生出任大龙峒教会（今台北市大桥长老教会）长老一职。除了自己的教会之外，对于其它教会的各项硬件建设、宣教工作，更是不遗余力地加以支持，现今坐落于台北市甘州街的长老教会礼拜堂，就是他一手奉献的，而在中山南路的济南长老教会，李春生也是主要的奉献者之一。

李春生纪念教堂

　　李春生于一九二四年（日本大正十三年）过世，享年八十六岁。现在在甘州街附近的贵德街有一座李春生纪念长老教会礼拜堂，是子孙辈与其信徒为纪念李春生而特别兴建的。

　　综观李春生的一生，可说是一位具有特殊地位的历史人物；他是一位生在清朝、崛起于台湾的富有企业家，其思想混合着汉人的意识型态、西方的思维模式、企业理念，以及基督教的精神。在日本殖民统治下，面对西方思潮和科技的威胁与冲击，李春生勇于从基督教信仰中寻得有力的观点，并加以实践，化思想为具体行动，也展现了最完美的宗教家精神。（郑玩香执笔）

　　注1 根据记载，早在荷兰时代，台湾就已经有野生茶树的存在，不过直到一八六○年代台湾开港之前，台湾的茶都只有零星的种植。等到一八六六年（清同治五年），多德在李春生的协助下，从福建安溪引进茶种获得成功之后，大量的茶树才开始在台湾种植，并与糖、樟脑并称为清末台湾的三大出口商品。其中台北的大稻埕，就是清末因从事茶加工及买卖而兴起的一个大聚落。

　　注2 牡丹社事件：日本借口五十四名琉球人在南台湾被原住民杀害，出兵攻打南台湾。日军登陆牡丹社之后，便开始建筑营寨，与居民签租地合同，屯田辟荒，有长居的打算，这才让清朝政府警觉到事态严重，于是一方面派钦差大臣沈葆桢前往防备，另一方面则准备议和。经过这件事后，清朝政府了解到台湾在国防上的重要，于是取消封山禁海的命令，增设行政区，废除渡台耕垦及贩卖铁、竹的禁令，并在厦门、汕头及香港设招垦局，招募人民渡台耕垦。这是自台湾入清版图之后一百九十年来，清朝政府首次注意台湾、积极治理台湾。

（来源：玉山社—星月书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