辜显荣

　　　辜显荣（1866年—1937年），字耀星，出生在台湾彰化鹿港镇。次年，父亲辜琴即告逝世。8岁起，辜显荣便追随清朝进士黄玉书研读经典，一直到15岁。但此后一段时间，辜显荣的经历却说法不一。有人讲，21岁起，他开始经商，往来于上海、天津、宁波、福州、厦门、香港等地。26岁，辜与陈笑结婚。但也有人说，辜显荣并未经商，而是无业，后来到台北市贵德街一家茶行做临时工。由此可以断定，在甲午战争前，辜家不是富商巨贾，即使经商，也只能算是个小商人。对于他家如何从彰化鹿港迁到台北，他曾经商还是做临时工，至今未有可靠证据，但《马关条约》改变了辜家的命运却是事实。 

　　1894年，中日甲午战争爆发，并以中国清政府的失败而告终，李鸿章与日本伊藤博文签署了《马关条约》，清政府将台湾、澎湖割让日本。同年6月，清廷派李经方出面与日本的桦山资纪在基隆港完成“交割”手续，从此台湾与澎湖落入日本。但当时的台湾有志之士反对清政府割让台湾，组成“台湾民主国”，拥立台湾巡抚唐景崧为“总统”、丘逢甲为“副总统”兼义勇军统领、板桥林家的林维源为议长，在台北一带部署正规军三万五千余人，抵抗日军登陆侵略。日本出动大批军队与联合舰队进行攻战，6月3日占领基隆。 

　　消息传到台北，出现一片混乱，所有文武官员纷纷逃离，土匪盗贼横行，“民主国”已无法控制局势。这时台北的士绅商贾为保存既得利益，拟好一份请日军前来台北镇压抗日军队的“欢愿书”，但却无人敢冒险前往。这时一个青年人便“自告奋勇”，只身前往告知日本人。这人便是辜显荣。 

　　经熟悉中国的日殖民政府“民政局长”小野遵的介绍，辜显荣得以晋见桦山总督。这样，日军顺利进占台北。这也就是辜显荣“出迎”日军镇压抗日军民而被称为“汉奸”的历史由来。 

　　由于辜显荣“出迎”日军“有功”，1894年底，小野遵率年仅30的辜显荣到东京接受勋六等“单光旭日”奖章，也从此揭开了辜显荣在日本统治台湾时代的显赫岁月。 

　　回台后，日本殖民政府任命辜显荣为台北保良局长，为日本人做事。后来，林献堂所领导的“台湾议会设置请愿运动”通过和平方式积极为台湾民众争取应有的权益，而辜显荣却勾结板桥林熊征、李巡禧等亲日人士组成“公益会”与之进行对抗。 

　　受日本人“保护”，辜显荣在事业上开始发达。1895年，他买下“英源茶行”，改名“大和行”，次年将总部设在家乡鹿港，并在台北繁华地万华设立分店，聘请陈培作为“总支配人”（相当现在的经理）进行负责，从事樟脑、制盐及其他台湾土特产品的外销。随后，大和行在新竹、苗栗、台中、彰化等地设立分支机构，还在日本东京设立办事处，同时购买一艘“大义丸”客货两用蒸气船进行货物运输。
 
　　在日本侵占台湾之初，尽管辜显荣“有恩”于日本人，但日本人并没有将他与日本人等同视之。辜显荣因庇护一位台湾同胞而被日本人送进监狱达59天。后来，日本人又对辜的言行不满而对他经营的生意展开“询查”，辜氏在台事业发展受到影响。直到第四任总督儿玉源太郎（于1898年2月出任）时代，日本殖民统治者才改变统治策略，对台湾民众的抵抗采取软硬兼施的招降措施，辜显荣因居间协调“有功”，才又开始真正飞黄腾达。 

　　日本人在“以台制台”的策略下，让辜显荣联合台北士绅商议，创立保甲总局，组织壮丁团，对付抗日军民，并维持“地方治安”。 

　　1899年，儿玉总督宣布食盐专卖规则，全权赋予辜显荣办理。1900年，辜显荣被推为“官盐卖捌组合长”（相当现在的公会理事长），分级设立盐务总馆、盐务支馆、承销商等，同年9月，辜显荣在家乡鹿港开发盐田达247公顷。自此台湾食盐由不能自给转为自给有余，并开始外销，为经营这项专卖生意的商人带来丰厚利润。 

　　辜显荣还以商人独到的眼光于1902年起陆续在二林、鹿港等地开垦荒地，辟为蔗田，并投资30万元设立4个改良场，同时在鹿港镇设立制糖机械工厂，后来增加到18个工厂，每个工厂年产量在80至120吨之间，为辜家赚进无数财富。但日本人不会让辜家独享，三井、三菱、铃木等日本大企业也先后进入台湾，台湾人经营的本地企业难以生存与发展，辜显荣便将多个糖厂转售给大日本制糖公司。但辜显荣并未放弃此一领域，1920年，他投资500万元创办大和制糖株式会社，自任社长。不料次年又被日本明治制糖株式会社吞并，辜显荣仅为会社的监察人。 

　　辜显荣还用自己的资本大量开发土地。他于1900年设立“牛埔厝大丰馆开垦事务所”，随后又在二林、鹿港开垦荒地1500公顷，并建立灌溉设施。同时在台中、虎尾购置大量地产，进行开发。1922年2月，辜显荣创办大丰拓殖株式会社，从事土地开垦、造林、红糖制造及米面、肥料的贸易业务，次年任台湾红糖协会名誉理事长。从此“大和”与“大丰”成为辜家事业的两大支柱。 

　　开发凤梨（菠萝）园、建立凤梨罐头厂，成为辜氏家族又一个摇钱树。1925年到1935年10年间，辜显荣在高雄、屏东开垦凤梨园达230多公顷，其间还于1929年在屏东市内建立凤梨制罐工厂。当时，台湾此类工厂达到80余家，于是在辜显荣的出面协商下，于1931年组成“台湾凤梨罐头共同贩卖株式会社”，自任社长。 

　　辜显荣还建立了许多其他企业，像高砂铁工所（1917）、台湾渔业（1919）、大丰精米工厂（1922）及从事销往大陆木材的集大木材商行（1920）等。辜家拥有如此众多事业，自家人已不足用，辜显荣便大量起用专业人才，以确保企业的经营活力。
　　在他飞黄腾达之时，日本总督曾特别“恩赐”他在家乡鹿港建造一栋富丽堂皇的宅邸，也就是今日的鹿港民俗博物馆。可见，他与日本人的“友谊”关系之深非同一般。 

　　辜显荣在日本统治时代，政商亨通，并因此与大陆军阀建立了关系。 

　　1915年，辜显荣就到大陆，接受段祺瑞政府经由日本大使馆颁发的勋二等“大绶嘉禾章”外，还被授予实业顾问头衔，曾与大陆实业家讨论建立山西矿业事宜。辜显荣还在张家口见到当时的西北军总司令冯玉祥，受到隆重礼遇，目的是搞“中日亲善”事宜。 

　　1933年，国民党第19路军的陈铭枢、李济深在福建发动兵变，宣布起义，成立“福建人民政府”，反对蒋介石。 

　　这时，日本在台总督见有机可乘，便准备拨款300万元，欲收买陈铭枢，并计划以“保护日侨”名义派兵舰到福建，妄图将福建也纳入日本控制范围。 

　　蒋介石获知此事后，赶忙派其秘书长李锋一前往台湾，与辜显荣接触，请他出面劝日方不要支持陈铭枢。不久，日军果然撤出福建，还将一张“福建政府”的军事地图交由辜显荣转交蒋介石，辜家从此建立了与蒋氏政权的关系。 

　　辜显荣也因有这层关系被日本人看重，于1934年被选为日本贵族院议员。随后，辜显荣接受日本殖民政府的指派，前往大陆游说国民政府，进行所谓的“中日亲善”。辜显荣到大陆后，受到蒋介石的召见，蒋还将自己一幅亲笔题名的照片送给辜显荣，这张照片至今仍保留在辜家。

　　辜显荣不过是日本帝国主义用来进一步侵略中国的工具而已。日本发动“9．18事变”不久，于1934年3月在东北建立伪满政府，12月日本政府内设“对满事务局”，派辜显荣到大陆进行各种分化活动。12月14日，辜显荣首行拜见国民政府秘书长杨永泰，大谈“日华亲善”。杨永泰则指出：“如日本犹不改其狰狞面目，满州问题不能圆满解决，中日敦善，其犹缘木求鱼，终不可得乎！”当时，辜显荣认为中国已被日本控制，无力抵抗，而且称要不是日本击败俄国，满州早已为俄国所占，“满州之存于今日为中国有者，日本之功也”。辜显荣为日本帝国主义侵略进行辩护的本质暴露无遗。 

　　1935年元旦，蒋介石在杭州西湖接见辜显荣，蒋对日本的霸道行径进行了揭露。而辜显荣再次表示日本资源有限，中国应体谅其艰难，中日问题即可解决，实现亲善，再次为日本侵略中国辩护。他在给陈铭枢的信中却讲孙中山的三民主义是“贻祸至今，蒋中正步其后尘，缪守不变……徒以笼络伎俩，排斥异己，以致地削民贫”，其逻辑十分荒谬。 

　　1937年2月，日本为侵华战争作准备。辜显荣不顾重病在身，再次受日本人指使亲自来大陆，拜访上海黑帮头目张啸林、杜月笙及国民党要人陈仪、汪精卫、张群等，进行“日华亲善”游说，而日本人则在私下进行战争准备。 

　　7月7日，日军发动卢沟桥事变，揭开了侵华的全面战争，中国政府被迫对日宣战。辜显荣不听医生劝告，立即飞奔东京，参加贵族院召开的临时会议，病情加剧，于12月9日在东京去世，是年72岁，结束了他备受争议的一生。

家族

　　为日治时期台湾五大家族之一的鹿港辜家成员，辜显荣是大富人家，像过去许多上层人物一样，妻妾成群，先后在鹿港、台北、日本等娶有妻妾，共生有8男4女，8男依次为辜孝德、辜皆的、辜斌甫、辜岳甫、辜振甫、辜伟甫、辜京生、辜宽敏；4女依次为辜敦治、辜注治、辜津治与辜秀治。

事迹

1884年，辜显荣赴上海、南京等地开设商号，经营糖业。

1888年，因助平施九缎之乱有功，获赏五品军功。

1892年，再度赴上海、宁波等地经商，兼运售基隆煤炭等。 甲午战争时曾与南洋大　　　　
　　　　臣张之洞订约供煤。

1895年，辜显荣受台湾士绅之托开城门迎日军，因此曾被骂为“汉奸”。

1896年，任台北“保良局长”。

1898年，因涉嫌与台北土匪连络加上与日本人不和，被关两个月。后来招降柯铁，于
　　　　1899年在任台北“保良局长”。

1900年，任全台官卖盐商组合长。

1905年，带十二艄船参加日俄战争，巡视台海。

1909年，被选为台中厅参事，获得经销鸦片之特权。

1914年，为台中烟草专员人。与林献堂等发起创办台中中学(现台中一中)。

1918年，第一次世界大战后因卖爪哇糖而获暴利。

1920年，创立大和制糖。

1921年，合并昭和制糖，任总督府评议员。

1923年，在台湾总督府的怂恿下，与林熊征等成立“公益会”，以反对林献堂等人推　
　　　　动的台湾议会设置请愿运动。

1934年，被选为日本“贵族院议员”。

1935年，到大陆见蒋介石，倡议日华亲善。

1937年，殁于东京。

（来源：《台湾五大家族》　作者：马步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