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云的多谋善断：始终站在为人民服务的立场

　　陈云在中国革命和建设以及改革开放中立下了赫赫战功，创下了非凡业绩，产生了深远影响。他为什么能作出那么大的贡献、取得那样大的成绩？我们通过《陈云传》的写作，感到一个重要原因是他多谋善断、思想方法对头。正如他所说：“要把我们的党和国家领导好，最要紧的，是要使领导干部的思想方法搞对头。”

　　掌握正确方法、注重调查研究、善于听取不同意见，是陈云多谋善断的基础

　　陈云的思想方法，概括起来就是他说的１５个字：“不唯上、不唯书、只唯实，交换、比较、反复。”这个“十五字方法”，是陈云在延安总结中国革命曲折发展的经验教训，学习毛泽东实事求是的思想理论的基础上形成的。陈云不仅在延安和东北党的建设工作、群众工作、军事工作中开始运用这“十五字方法”，在主持陕甘宁、晋绥边区财经工作，主持东北财经工作和接收沈阳的工作中，也可随处寻觅到这“十五字方法”的踪影。新中国成立后，每当重大历史转折关头或解决重大经济问题时，陈云都要强调“十五字方法”。在生产资料所有制的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后，探索走中国自己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时，陈云在１９５６年底、１９５７年初论述了“十五字方法”。在２０世纪６０年代初的经济调整中，为解决严重的财政经济困难，陈云认为需要端正思想路线，解决思想方法问题，再一次论述了“十五字方法”。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前后，为纠正“左”的指导思想、克服急于求成的毛病，陈云又一次论述了“十五字方法”。纷繁复杂的全国财经工作，为陈云运用这“十五字方法”提供了波澜壮阔的历史大舞台。领导全国财经工作的实践活动，又使陈云不断丰富和加深对这“十五字方法”的认识。

　　“十五字方法”，通俗地说就是：反对从所谓的理论出发、从书本出发、从外国出发，坚持从当时当地的实际出发；所有重大决策的出台，都要经过交换、比较、反复的过程。在延安时，毛泽东批评经济学教授不能解释边币和法币。在陈云看来，这是教授们的方法错了，他们从所谓的理论、书本出发，从伦敦、罗马出发，而不是从当时当地的实际出发。陈云反对从《资本论》和经济学的原理出发，模仿伦敦的做法，而是主张从边区的实际情况出发。他说：“我们不要那么洋的……我们从土的出发，从延安出发，不从伦敦出发。”新中国成立后，陈云主持全国财经工作，重视从中国实际情况出发，掌握中国经济发展的钥匙。毛泽东称赞陈云管财经工作不是教条主义地学苏联，而是按中国情况办事的。

　　怎样才能从实际出发，而这个实际又不是片面的实际而是全面的实际呢？陈云的办法是调查研究。调查研究的过程，也就是交换、比较、反复的过程。在１９６２年初召开的七千人大会上，毛泽东称赞陈云经济工作做得好，“他的方法是调查研究”。

　　在延安工作中以及在东北解放战争中，陈云已经很好地掌握了调查研究的方法。对于怎样才能为全党的组织建设制定出有效的方针、政策，陈云花了不少时间来调查研究这个问题。陈云主持边区财经工作，非常注重调查研究，注意搜集经济情报。他说：做贸易工作“预先了解情况，和打仗了解对方的强点、弱点是一样的。能预先了解商情，就能采取主动”。他以身作则，调查研究商情，并注意从报纸、杂志和过去的文献资料中寻找蛛丝马迹。到东北后，为创立巩固的北满根据地，陈云在剿匪和发动群众的工作中都成功地运用了调查研究的方法。经过调查研究，掌握了北满雇农占农民全部人口６０％的实情和“经济――武装――再经济”这一发动农民斗争的规律。陈云及时进行总结、推广，对发动群众产生了十分重大的影响。１９４８年，他为东北局起草的《关于公营企业中职员问题的决定》，是在调查研究中形成的。他为制止东北物价暴涨而采取的一系列对策，也是在深摸细察东北财经问题的基础上作出的。接收沈阳之后，陈云四次到沈阳及其周边城市调研工业生产的情况，对东北经济的恢复产生了重要影响。

　　陈云主持全国财经工作期间，每解决一个重要的财政经济问题，每作出一项重大的经济决策，事前都有一个深入细致地调查研究的过程，留下了许许多多感人的事例。１９４９年７月到８月，为解决当时财政经济的严重困难，陈云到上海主持财经会议并进行了一个多月的调查研究。１９４９年１１月至１９５０年２月，经陈云组织和部署，中财委所管各部相继召开２０多次专业会议，实际上是一次系统的调查研究，从而初步摸清了全国农业、工业、铁路交通、财政金融贸易的情况。在稳定物价、统一财经的紧张战斗中，陈云总是挤时间到北京王府井大街、东单菜市场、天桥市场等地作调查，看日用百货、蔬菜、肉类等的供应情况和物价变化动态，听取群众的意见，并从中研究带有全国性的问题。

　　１９５１年３月，陈云率领中财委一班人马到武汉调查研究。他在那里摸清了市场上的商品是从哪里来又到哪里去的，人民需要哪些工业品，摸清了交通运输对商品流通的影响，还摸清了“砖瓦业为第一好行”、财经工作统一过多的问题。这对陈云进行发挥地方积极性、规范基本建设工作、发展城乡交流等决策产生了重要影响。实行粮食统购统销政策之后，一些地方出现了国家同农民的关系紧张和粮食形势严峻的问题。陈云于１９５５年１月、５月两次到他的家乡青浦县调查研究。这两次江南之行形成了粮食定产、定购、定销的思路，找到了坚持和改进粮食统购统销的具体办法。

　　在２０世纪６０年代初的严重经济困难中，为化解危局、走出困境，陈云进行了一系列调查研究活动。继１９６０年秋冬３个月的冀、鲁、豫、皖、苏、沪、浙之行，１９６１年三四月份他又在北京、杭州、南京多次召开座谈会，调查研究加速发展化肥工业的具体办法。同年六七月份，陈云又进行了有重要意义的青浦农村调查，提出了放宽农村政策的具体意见。１０月至１２月，陈云先后主持召开了２０天的煤炭工作座谈会和１２次冶金工业座谈会，对煤炭工业和冶金工业进行了系统而深入的调查研究，初步摸清了煤炭工业和冶金工业的具体情况。在此基础上，形成了如何解决煤炭工业和冶金工业中存在的问题的意见。１９７３年５月至９月，陈云就发展对外贸易进行了一系列调研活动。１０月上、中旬，他对广州秋交会进行了１０多天的考察，此后几个月又结合广交会情况继续研究外贸问题。他的这些调研活动，正确回答了自力更生与引进技术、利用外资的关系，研究了资本主义与发展对外贸易、维护本国利益的关系。

　　那么，怎样进行调查研究，了解全面的实际情况，以避免决策的失误？陈云的一个重要方法是善于听取不同意见。他在调查研究、听取汇报时常说的一句话是：“姜太公在此，百无禁忌。”陈云认为，有不同意见是好事；大家都不说话，那就天下不妙。一有错就有人骂，容易改正；如果大家天天喊万岁，一出错就是大错。他每一次调查研究，都要倾听各种不同的声音，让大家敢于言、尽其言。陈云所作的决策之所以很少失误，是由于他注重调查研究；而他的调查研究之所以能成功、能掌握真实情况，在于他善于听取不同意见。
 

　　从战略高度观察问题、分析问题与解决问题，是陈云多谋善断的突出表现

　　毛泽东称赞陈云“看问题有眼光”、“尖锐，能抓到要点”，就是称赞他是多谋善断的战略家。

　　陈云多次讲，在财经工作中要向过去“头戴瓜皮帽、手拿水烟袋”的商人学习，踱方步考虑“战略性问题”。１９８２年１月，他对国家计委负责人说：“我过去讲，‘瓜皮帽，水烟袋’，旧商人中有一种人专门考虑‘战略性问题’。我们现在的经济机关，不大考虑这方面的问题。我们要有这样的战略家。计委就是要管这样的事情，有先有后，有重有轻。哪是重点，哪是轻点；哪些先办，哪些后办，这些问题计委要考虑。”１９９０年６月，陈云在同中央负责同志谈话时，再次说道：“过去旧商人中，有一种头戴瓜皮帽、手拿水烟袋的人，他们是专门考虑战略问题的。”陈云建议中央负责同志“要拿出一定时间‘踱方步’，考虑战略性的问题”。这是晚年陈云的嘱托之一，也是晚年陈云传授他的主持财经工作的基本经验之一。

　　陈云主持边区财经工作时，就注重财经战略问题，提出经济工作者不能满足于埋头工作，还要用脑子想一想经济发展的趋势，要有大局观。到东北后，正是由于陈云善于从战略上考虑问题，才能率先提出建立巩固的东北根据地的思想，才能把剿匪和发动群众看成建立巩固的北满根据地的两个关键因素，才能坚定不移地在全东北贯彻建立根据地的战略方针并作出历史性贡献。也正是由于陈云善于从战略上考虑问题，才能看出在敌人采取“南攻北守，先南后北”的作战方针时，坚持南满根据地的艰苦斗争具有扭转全东北战局的关键意义。同样，陈云主持东北财经工作时，正是由于从战略上考虑问题，才根据各个根据地已连成一片、工业在经济中所占的比重日益增加的状况，适时提出了东北党的工作重心由乡村到城市的转变，并适时提出了把财经工作放在不次于军事或仅次于军事的重要位置上。

　　陈云主持全国财经工作以来，一直重视从战略上着眼考虑财经问题。他提出：“决不应该把眼光放得很小，凌凌乱乱地去办若干无计划的事。”“搞经济工作，一定要多方考虑，统筹兼顾。”“搞工业要有战略眼光。”当时中财委的工作很多，光是电报一天就一大堆，他总是把眼光放在战略问题上，开动脑筋考虑要紧的问题。他说：“做经济工作要有战略眼光，要算大账。”“我们应该站得高一点，看得远一点。要上屋顶，不要老呆在地下室。”

　　陈云从战略上着眼考虑财经问题，特别突出地表现在正确处理政治与经济、整体与局部、重点与一般、当前与长远、建设与民生、计划与市场等关系上。

　　陈云在延安时就十分注意正确处理政治与经济的关系，指出：“技术、经济、事务工作有其政治意义，政治工作也会带有技术、经济、事务性。”“单纯的政治工作，是没有的。”到东北后，陈云说：“经济问题只能用经济手段解决，不能靠政治解决，政治只能解决一部分。经济是基础，政治是上层建筑，要由经济决定。”他认为只会当政治家而不会当企业家，对党的事业是不利的。建国后，陈云提出“七分经济，三分政治”。他认为，做经济工作的人，对思想政治工作注意不够，就很容易产生事务主义；如果不注意扭转，就会变得目光短浅。同时，他也反对离开经济这个基础去搞空头政治，指出：“倒过来，‘三分经济，七分政治’，行不行？这也是不行的。”“七分经济，三分政治”，既指出了经济是基础，政治对经济有着重大影响，同时量化了经济与政治的关系。

　　在国民经济各部门的关系上，陈云认为农业是基础，水利、交通、地质是先行，金融、财政是核心。对于农业，他反复强调“无农不稳”、“无粮则乱”。金融、财政部门虽不直接生产财富，却决定着财富的聚散，给社会经济运转、资源配置以重大影响。陈云说：“国家的物力、财力一定要用得恰当。所谓恰当，就是迟用、早用，多用、少用，先用、后用，缓用、急用的问题解决得好。这就需要有全局观念。”

　　战略是大事，关系全局，但战略一定要从细节中来，还要回到细节中去。陈云是登高望远的战略家，同时是关注细节的管理家。他在贯彻落实战略决策时，总是重视通过一个一个的细节去发挥作用。２０世纪６０年代初，为解决人民生活困难问题，陈云提出每人每月供应３斤黄豆和半斤鱼，这是他关注细节的一个具体例子。

　　“摸着石头过河”，稳扎稳打、有步骤地前进，是陈云多谋善断的重要特点

　　早在准备接收沈阳时，陈云就强调：稳当胜于冒失。“稳当一些，要多想一想，多请示一下。这样慢了一些，有点损失，但这比冒冒失失犯了错误哪样好？宁可稳当一些，不要冒冒失失。”在接收沈阳的过程中，陈云再次强调：“遇事不忙，宁多研究请示，而迟延作出决定的时间，不让草率从事而出岔子。前者损失小，后者损失大。”

　　新中国成立后，陈云主持全国财经工作，在战略目标上讲求一个“准”字，在战略步骤上则讲求一个“稳”字。在开国之初的经济恢复中，他要求：“办法也应该稳妥，这叫‘摸着石头过河’。搞急了是要出毛病的。毛毛糙糙而发生错误和稳稳当当而慢一点相比较，我们宁可采取后者。尤其是处理全国经济问题，更须注意这点。”在“大跃进”之后的经济调整中，他提出：“我们的工作部署，要反复考虑，看得很准，典型试验，逐步推广，稳扎稳打。慎重一点，看得准一点，解决得好一点，比轻举妄动、早动乱动好得多。”在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中，他强调：“我们要改革，但是步子要稳。因为我们的改革问题复杂，不能要求过急。改革固然要靠一定的理论研究、经济统计和经济预测，更重要的还是要从试点着手，随时总结经验，也就是要‘摸着石头过河’。开始时步子要小，缓缓而行。”“搞建设，真正脚踏实地、按部就班地搞下去就快，急于求成反而慢，这是多年来的经验教训。”

　　陈云是经济战略家，又以“稳健”而著称。正如毛泽东所称赞的：他“比较稳当”。稳扎稳打，需要从基础出发，从基础做起，基础稳固，发展才能顺利。１９５１年５月１６日，陈云说：上海的许多工厂都是联在一起的，要造成一个大的工业城市，一定要有各种各样的工业打基础。没有这样一个基础不行。“沙漠里头就不能有喜马拉雅山，一定要有西藏高原才行。”上海财经会议期间，陈云经过调查研究，改变了原来拟将上海工厂搬迁外地的设想，决定从外地调大米、棉花到上海，以解决上海的经济困难。处理国民经济各部门之间的关系，陈云强调农业是基础，发展农业是头等大事，“农业发展不起来，工业就很难发展”；“经济不摆在有吃有穿的基础上，我看建设是不稳固的”。晚年陈云仍旧强调农业的基础地位，指出：“无农不稳”，“无粮则乱”，这件事不能小看。

　　稳扎稳打，需要处理好各方面的平衡关系。１９５０年５月，陈云就如何处理调整工商业与稳定金融物价的关系，打了这样一个比喻：“现在政府挑的是‘两筐鸡蛋’，不要碰破一头。”１９５１年５月，陈云指出：抗美援朝、准备建设“就是拿出的钱很多”，而“稳定市场，就是物价不能波动，票子不能多发”。如何处理这对矛盾？陈云打着手势说：“同志们，现在是这样：这边一个杠子，那边一个杠子，中间一根铁丝，我一只手拿着一个沙袋在铁丝上走，很不好走！走不好就要翻掉！”他的意思是：挑两筐鸡蛋和走铁丝都要把握好平衡，失去平衡就有跌落的危险。在财政收不抵支的压力下，要尽力维持二者的相对平衡，否则也有跌落的危险。陈云这种从平衡中求生存、求发展的方法，与他的按比例发展、综合平衡的经济理论是完全一致、息息相通的。

　　站在为人民服务的立场，正确对待个人生死与名利，是陈云多谋善断的“秘诀”

　　陈云为什么能做到多谋善断、思想方法对头？我们通过写作《陈云传》，深深感到这主要源自他坚定地为人民服务的立场、正确地对待个人生死与名利的态度。

　　延安时期，陕甘宁边区遭国民党军封锁财政经济严重困难时，因收公粮多了，老百姓有怨言。陈云明确提出：“我们不应该只知道向群众要东西，更应该时刻注意为群众谋福利。”“共产党要处处依靠群众。先了解群众，帮助群众，群众才能帮助我们。”他主持边区财经工作，开源节流，发展经济，扭转了贸易逆差和财政上靠发行钞票的被动局面，出现了陕北老百姓家中存粮满缸满仓的可喜局面。周恩来说：“我们就靠这个打了三年的解放战争，胡宗南的部队无可奈何。”

　　在党的七大上，陈云说：“是否对人民尽了责任，可以考验谁是优秀子孙，谁是不肖子孙。”在建立巩固的东北根据地的艰苦斗争中，陈云提出：“从使基本群众得到益处去争取群众。”他认为：“这个问题非常重要，其大等于天！”正是由于千方百计地“从使基本群众得到益处去争取群众”，才把观望中的群众发动起来，建立起巩固的东北根据地，从而在东北实现了由被动到主动、由弱势到强势、由防御到进攻的伟大转变，进而走向东北全境解放的胜利坦途。

　　建国后，为人民服务、为党的事业服务，是陈云主持全国财经工作的基本立场。他说：吃、穿、用，油、盐、柴、米，这是人民的大事，“我们共产党必须天天关心人民群众的切身利益”。把革命成果巩固和发展下去，关键就在于要安排好人民的生活，“真正为人民谋福利”。陈云不是把为人民服务看成抽象的口号，而是强调其具体的、历史的内容。开国之初，农村经济占绝大部分，城市的繁荣要靠农村经济推动。对此，陈云指出：“城乡交流是一件大事，要动员全党的力量去做。解决这些实际问题就是为人民服务，不解决实际问题谈为人民服务，则是空话一句。”对财经工作者，陈云认为其“为人民服务的主要标志，是尽可能地合理地为国家节约资金，增加财富”。财经工作者要为人民管好钱，用好钱，“钱是老百姓的，我们不能拿老百姓的钱开玩笑”。
 
　　在陈云心中，人民是天，唯此为大；人民是地，唯此为本。“党的事业重于山，个人名利淡于水。”在革命生涯中，陈云多次遇险。１９４５年９月中旬，陈云同彭真等乘苏联飞机去东北，飞机在山海关机场降落时冲出了跑道，猛插到一块稻田里，尾巴翘了起来。陈云在飞机的舱门撞开时，一下子被推进了驾驶室。１９４６年冬，南满形势危急时，陈云自告奋勇去南满。在斗沟子车站，一辆货车差点撞上陈云乘坐的火车，幸亏扳道员眼疾手快，奋力扳开了道岔。１９４９年７月，陈云坐火车去上海主持财经会议行至昆山时，遭到国民党军飞机的袭击，火车头被打坏。每次，陈云都是处变不惊，泰然处之。

　　陈云向来在意的是革命的需要、人民的需要，而不是个人的地位升降和名利得失。他在延安时以中央政治局委员的身份，离开中组部部长的高位，去担任西北财经办事处副主任，主持边区财经工作，就是一个例子。他不仅在财经工作岗位上解决了当时边区最急迫的问题，而且对纠正当时党内存在的轻视经济技术工作的倾向产生了重要影响。

　　陈云在中国革命、建设和改革开放事业中屡建大功，却从不把功劳记在个人名下。他说：“我们的功劳是哪里来的？头一件，老百姓要革命。我们是党员，在党的领导下，适合老百姓的要求，做了一点事，如此而已，一点不能骄傲。”他主持全国财经工作的贡献是有目共睹、人所共知的，然而，他同样反对夸大个人的作用。１９８２年４月，他在审阅《陈云文稿选编（１９４９年至１９５６年卷）》文稿后，特别叮嘱编者要在后记中说明：他在财政经济委员会主持工作期间，几乎所有的决策，特别是重大决策，除了他作了必要的调查研究以外，都是经过集体讨论作出的。在具体工作中，薄一波同志起了重要的作用。当然，许多重大决策都是根据以毛泽东同志为首的党中央确定的路线、方针、政策作出的，或者是经过党中央批准的。他强调指出，同志们在阅读这卷文稿的时候，如果觉得那一段工作还有成功之处，决不要把功劳记在他一个人的账上。

　　正是因为陈云以人民利益为重，置个人生死与名利于度外，所以他勇于从实际出发，敢于坚持真理。“大跃进”时浮夸风盛行，他敢于将１９５９年钢的生产指标由原定的２７００万吨至３０００万吨不切实际的高指标上一步步地降下来，最后降到１３００万吨。正因为如此，毛泽东后来称赞他：“陈云同志的话是很正确的”，“真理在这一个人手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