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共首批航空技术人员培训始末 由陈云同志筹划

时间:2008-05-06 10:00　　　来源：中国共产党新闻网

　　20世纪30年代，日本帝国主义已吞占东北三省，进逼华北、内蒙，严重危及苏联的边界安全。在这种情况下，基于对新疆重要战略地位的清醒认识，苏联迫切需要在新疆扶植一个盟友政权，以排挤日、英在新疆的势力，保障其边防安宁，并打通与川陕苏区中国共产党联络的路径。此时，在1933年 “四一二”政变中上台的新疆军阀盛世才，军事和经济力量还很薄弱，外受南京国民党政府挤兑、控制，内受张培元、马仲英等地方实力派的军事围攻，向苏联求援成为他唯一的出路。于是，盛世才做出亲苏姿态，并依靠苏联军队消灭、击溃了张培元部、马仲英部等。尝到甜头后，他做出更加亲苏的表现，在新疆实行了具有进步倾向的“六大政策”（反帝、和平、建设、民平、亲苏、清廉），因而在人财物力等方面得到了苏联更多的援助。他利用苏援的一些军用飞机，从苏方聘请了数名军事顾问和教官，办起一个专为新疆本地培养航空人员的基地，即新疆航空队。

　　1937年10月以后，随着新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建立，中国共产党与盛世才进入全面合作时期。而怎样利用新疆航空队为我党培训航空人才，成为当时我党与盛世才合作中最为重要的一件大事。

　　陈云筹划培训我党第一批航空技术员

　　为了迎接全民抗日高潮的到来，根据共产国际和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的指示精神，中共中央于1936年11月10日决定，由红四方面军已渡过黄河受到国民党重兵拦阻的那部分河西部队计2万多人组成西路军，在新成立的以陈昌浩为政委、以徐向前为总指挥的西路军军政委员会的领导下，执行西进甘肃、打通新疆，以便于接受联共物资援助的计划。在进军途中，由于遭到西北军阀马家军的围追堵截，西路军在歼灭大量敌人的同时，自身也损失惨重，全部人数“不足三团”。为此，西路军军政委员会在1937年3月14日晚召开的石窝会议上决定，陈昌浩和徐向前离部潜回陕北，成立以李卓然、李先念等为核心的西路军工作委员会，率余部3000人，分编为3个支队进入祁连山一带打游击。西路军往东走的右支队和第三支队因受到敌人的重创而七零八落，往西走的左支队却始终在冰天雪地中顽强地团结奋战。4月下旬，在李先念、李卓然的带领下，左支队走出祁连山，行进至甘肃、新疆交界处的星星峡。

　　此时，陈云、滕代远等奉命从苏联进入新疆，与盛世才谈妥后，带着数十辆大卡车前往星星峡迎接西路军左支队官兵。5月6日晚，400多名左支队官兵，坐着卡车来到位于迪化（今乌鲁木齐）西河坝处的一个尚未开工生产的纺织厂院内驻扎。有一天，陈云将团以上干部召集起来，郑重其事地对他们说：“盛世才虽然对我党友好，对南京政府采取‘将在外，君命有所不受’的态度，但他是新疆的边防督办，也不公然与蒋介石的国民党政府翻脸。因此，他同意将红军接进迪化安置，但不愿意让红军在新疆公开身份。在这种情况下，我们不便佩戴红色的帽徽领章出现在迪化，需要换穿盛世才部队的藏青色军衣，戴青天白日帽徽来掩护身份，适应这种特定的政治环境。”

　　对于陈云的指示，西路军左支队的绝大多数官兵一开始在感情上无论如何也接受不了，他们把送来的盛世才部队的服装堆在一旁，拒不换穿。得悉此情后，陈云便亲自来到官兵们中间，反复耐心地开导大家：“同志们，我是完全理解的。但军队的本质不在于穿什么服装，而在于人员的信仰和听谁的指挥。我们穿的服装虽然变了，但我们的信仰没有变，仍然是一切听中国共产党领导与指挥的红军嘛！我们换装就是为了更好地保存和发展我们的红军……”

　　如此一来，大家的思想才逐渐转过弯来。他们将脱下的旧红军服以及红领章、红帽徽洗得干干净净珍藏起来，尔后穿上盛世才军队的服装。

　　到迪化后，400多名红军指战员被整编为西路军总支队，按照盛世才的要求，为了适应迪化的政治环境，这支部队对外一律称“新兵营”。

　　在短期内不可能回到陕北的情况下，“新兵营”的广大指战员们便遵照陈云的安排，边训练边学习文化知识。一天早晨，“新兵营”战士们像往常一样正在进行训练，忽然听到有机器轰鸣声从前面大路上传来，继之便看见十几辆拉着威武大炮的卡车从“新兵营”营区附近驶过。紧接着，有十几辆装甲车隆隆开过，震撼着大地。不久，又有几架银灰色的飞机划破蔚蓝色的天空。原来，这是盛世才利用苏联的军援建立起来的炮兵、装甲兵和航空队在训练。

　　这一情景着实吸引了“新兵营”官兵羡慕的目光，大家议论纷纷，有的说：“要是我能开汽车、装甲车，该多好啊！用这家伙打仗才带劲呢”；也有人说：“我连两个轮子的自行车都不会骑，那四个轮子的玩意儿，就是给我也不会摆弄。”

　　凝望着渐渐远去的汽车、装甲车等，倾听着大家的窃窃私语，陈云沉思良久，一个大胆的计划浮上脑海。

　　7月15日，陈云与滕代远联名致电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除汇报西路军总支队前一阶段的学习、生活情况外，还提出了今后的各项学习计划，特别是包括军事战术和装甲车、火炮、坦克、飞机等操作技能在内的学习计划。

　　不久，在西路军总支队队部召开的一次会议上，陈云抑制不住兴奋地向大家宣布：“我们也要学机械化！”

　　顿了一下，他又接着说道：“日本侵略者有飞机、大炮、汽车、装甲车。他们仗着这些武器横行霸道，使我们吃了不少亏，多流了很多血！我们要战胜日本侵略者，不能光靠步枪、刺刀，也需要有飞机、大炮、汽车、装甲车来对付侵略者。现在没有，将来总会有的！等有了再去学就晚了，我们从现在起，就要着手培养会驾驶飞机、汽车、装甲车的人才。如果我们这400多号人，每人都学会摆弄一两件机械化武器，将来回延安，一个人再带会十个八个人，这对建设我军的技术兵种，对夺取革命战争的胜利，将是多大的贡献呀！这可是一项有战略意义的任务呀。”

　　大家在一阵交头接耳之后，都很赞同陈云的意见，但也不无疑惑：现在有条件学机械化吗？陈云则提高嗓音说道：“可以告诉在座的同志们，组织上正在联系学机械化的事，已经有了眉目。今天找大家来，就是要求各队抓紧文化学习。要提前完成文化学习计划，准备接受学习机械化武器装备的任务！”

　　一听这话，大家高兴得一个劲地拍手叫好，随后纷纷挤到陈云面前，下请战书似的说：“请首长放心，我们一定保质保量、提前完成文化学习计划！……”

　　陈云笑着摆了摆手，让大家坐下，然后用手指了指停在旁边的两辆崭新的自行车说：“还要给各队下达一个任务：每个同志都要学会骑自行车。在学习复杂的机械前，先学学摆弄简单的机械；在学驾驶四个轮子前，先学学掌握两个轮子的。咱们就从学骑自行车开始学机械化！”此后，一个学骑自行车的热潮很快在“新兵营”广大官兵中兴起。

　　陈云又与盛世才协商，让他同意从“新兵营”各队抽调人员进入他的汽车技术训练队学习。

　　在中国共产党的努力下，通过联共的帮助，中共与盛世才当局于当年10月正式建立新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并在迪化设立了八路军驻新疆办事处，陈云担当了第一任办事处主任。10月23日，陈云同滕代远致电毛泽东、张闻天，汇报了西路军总支队的学习情况，指出：进步虽有，但新武器没能学习，多次要求赴苏学习未得到国际批准。今已商得新疆督办同意，下星期送150人入学学习汽车驾驶3个月，然后再学开装甲车、坦克。电报还建议党中央“利用新疆在3年内培养5千军事的新干部”。两天后，陈云接到了毛泽东、张闻天关于同意西路军总支队官兵参加新技术学习的复电。

　　此后有一天，陈云将“新兵营”的吕黎平找来，劈头就问：“你对今后的工作去向，有什么打算呀？”

　　听了吕黎平关于请求派他到抗日前线去的想法后，陈云笑了笑，说：“把你留在新疆学飞行怎么样？”

　　“这可能吗？”见吕黎平显露出一副异常惊讶的表情，陈云缓慢而又认真地说：“有这样的可能。我了解了盛世才的航空队的情况，现有6架初级教练机，9架侦察、轰炸机。他办过两期飞行训练班，一期机械训练班。教官主要是苏联人。现在，第二期飞行班快要毕业了……我已同盛世才谈过借用他的航空队为我党代培航空技术人才的事，但他提出了两个条件：一是他的飞机不多，要请苏联再提供点援助；二是培训毕业后的飞行员、机械员，不要马上离开，要帮他把航空队的军威建立起来。关于第一个条件，苏联的航空工业比较发达，再援助几架飞机不是什么难事，我已答应联系解决。至于第二个条件，估计毕业后不一定马上有飞机建立我们自己的空军，在他那儿继续飞一段时间，也有利于巩固提高技术嘛。”听了陈云的一番话，吕黎平很愉快地接受了让他带领一部分同志留在新疆学航空的任务。

　　11月中旬，经陈云与盛世才反复谈判，双方终于达成协议，由新疆航空队为八路军培训50名空地勤人员。鉴于这将是我党培养的第一批空军干部，为照顾原红一、二、四3个方面军中都能有人参加，决定先从西路军总支队中选出30名，再从延安选出20名。

　　于是，陈云开始找西路军总支队的各大队负责人调查摸底，严格按照共产党员、年轻、身体好和有一定文化的几项基本条件，在“新兵营”内选定了30多名官兵，作为学航空的候选人。

　　1937年11月27日，当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王明、康生和邓发乘坐苏联飞机返延安途经迪化时，陈云奉命搭机回延安担任中共中央组织部部长，邓发被留下来继任中共驻新疆代表兼八路军驻新疆办事处主任。

　　一回到延安，陈云即于12月向党中央提出从原红一、二方面军中挑选20人前往新疆航空队学习的建议，得到批准。随后，陈云即亲自到抗日军政大学和摩托学校中物色人选。他还把初选出来的人找到自己住的窑洞，通过点读报纸某段文章、将怀表放到其身后的不同位置和下棋等方式，考察他们的文化水平、视力、听力和灵活性，结果有19人合格。这批干部奉命于1938年1月8日从延安启程，奔赴迪化。

　　2月初，当接到盛世才关于要我党选派的学员在近期内完成体检和入学文化考试，并于月底到新疆航空队报到的通知后，邓发着实感到了压力。他赶紧找到盛世才和苏联在新疆航空队的总教官尤吉耶夫，向他们讲明：“我们这批学员，都是红军干部、共产党员。从小参军，没读过什么书。要是按照《新疆日报》登的招考中学毕业生的条件，都考不上。请免于文化考试。至于体检，可以照常进行，按照标准条件录取。”

　　征得同意后，吕黎平即奉命带领从“新兵营”挑选出来的30余名学航空的候选人去体检。结果，仅有25人合格。

　　直至2月下旬，因从延安挑选来新疆学航空的人员还行进在路上，为了不影响按时开学，邓发就根据延安所通知的19个人的姓名、职别等情况，将其与体检过关的25人混编在一起，本着让各方面军都有代表学飞行、学机械的原则，确定了44名同志的学习分工及其负责人。这一天，他在“新兵营”的会议室里召集25名同志，做了学前动员。他满怀深情地殷切嘱咐他们说：“你们将是我党第一支航空技术队伍。在你们身上，肩负着未来建设人民空军的重任。要时刻记着这一条，千万不能辜负了党对你们寄予的厚望呀！”

　　邓发又耐心地告诫大家说：“你们在统战同盟者的航空队里学习，毕竟不是在我们自己的部队里。环境是复杂的，困难是不会少的。对此，大家要有足够的思想准备。去了后，一定要严守我党我军的纪律，要事事、处处严格要求，一言一行注意内外有别。尤其要注意：你们的学习好孬，关系到我们党、我们军队的声誉。一定要刻苦钻研技术，争取优异成绩。让他们瞧瞧，我们共产党人都是好样的。”

　　随后，他宣布将44名同志分为航空（25人）、机械（19人）两个班，提议吕黎平为飞行班班长，即将从延安赶来的严振刚为机械班班长；建立下辖有6个党小组的新疆航空队党支部，吕黎平为航空队首任党支部书记，严振刚、方子翼等6人为首任党支部委员。

　　最后，他又根据共产国际和苏联制定的在新疆不宣传共产主义、不公开党员身份、不发展党的组织的“三不”原则，特别明确了三个问题：一是航空队党支部在隶属关系上，归他直接领导，不与“新兵营”和别的党组织发生关系；二是航空队党组织的所有活动，都要严格保密；三是进入航空队的我党学员，在填写登记表时，均使用化名，且相互间一律称呼化名。

　　2月28日，这25名同志兴奋地坐上盛世才派来的两辆卡车，在“新兵营”官兵们的列队欢送下，前往新疆航空队报到。他们很快被拉到位于迪化南门的一个拥有六七排平房和一个大操场的院内，航空队的教室和学员宿舍都在这里。

　　在新疆航空队刻苦学习

　　尽管原定的开学典礼被推迟到3月3日，但延安派来的学员仍未到达。这天，在新疆航空队操场搭建的一座约30平方米的讲台上方，早早地就挂起一条醒目的横幅：“新疆督办公署航空队第三期飞行班、第二期机械班开学典礼”。航空队的所有学员及其机关、后勤人员约400人，都穿着整齐的军装，集合在讲台前。上午9点，佩戴上将军衔的新疆督办盛世才及其苏联军事总顾问巴宁中将在主席台就座，随着乐队奏起雄壮的军乐，典礼便按照由大队长宣读新学员的名单及其编组、为新学员授衔和由盛世才训话等一系列程序开始了。第三期飞行班的我党25名学员被编为第三飞行中队。

　　直至3月10日，由严振刚带队的来自延安的19名学员才到。他们顾不上休息，立刻投入紧张的航空基础理论学习中。经过一个月起早贪黑的刻苦攻读，有18名学员顺利过关。尔后飞行、机械两个班分开上课，转入专业知识学习。飞行班学习飞机操纵、领航、仪表、气象等课程，而机械班则学习飞机、发动机的分解和维护等。

　　第三中队学员先是进行了3天的地面实习，然后于4月4日上午，在迪化城外博格达山下的欧亚机场，由飞行教官带着，每人完成了20分钟的感觉飞行，最后全体乘车返回了宿舍。一进门，大家便开始相互交流起各自的空中感受来。学员汪德祥瞪着迷惘的大眼睛说：“我原以为飞机这么大的铁家伙，开起来一定很费力气。教官让我在空中拉一拉驾驶杆，我的手刚使一点劲，飞机的头一下子直翘起来。要不是教官喊我快松手，飞机不知翻哪儿去了。原来，开飞机要像绣花那样轻手轻脚的。唉！可惜了我这双粗胳膊，在飞机上没地方使劲！”惹得大家一阵开怀大笑。

　　两次感觉飞行之后，即开始由教官带飞起落航线，也就是教官从飞机加油门滑跑起飞，一直到着陆后保持直线方向，反复做示范动作，然后逐渐让学员自己操纵。

　　Y—2型飞机速度小，纵向安定性差，加之我党25名学员在沙场鏖战多年，因而操纵飞机时往往出现习惯性的粗猛动作，不合规范。有一次，吕黎平在着陆时因目测高，拉平早，动作过猛，结果使飞机尚有一米高度就失速坠地，右翼尖差点擦在草地上，受到教官的严厉训斥。类似的险情，其他同志也时有发生，而且持续了近10个飞行日。好发脾气的苏联教官开始骂人，以致在盛世才的教官中有的人甚至还说起了“粗手粗脚的大兵，还想学航空”之类的风凉话。

　　面对考验，大家变压力为动力，废寝忘食，勤学苦练，至当年10月，以平均每人4分以上的优良成绩，顺利地完成了Y－2型初教机所有课目的单飞训练，开始转飞P－5型侦察、轰炸机。经过教官带飞30多个起落后，大家又都陆续放了单飞。

　　初冬时节，当邓发闻知盛世才有利用空闲的初级教练机再办一期飞行班的设想时，即经请示党中央同意后，将以前曾在苏联学习航空、当年秋季回国途经迪化暂被阻滞于此的中共党员常乾坤、王弼留下来，拟送新疆航空队任教，同时又将当年8月从延安来迪化的郑德、吴元仁、周元青、叶远之、李春华、任平、林征等组织起来，准备进航空队第四期飞行班学习。但盛世才忽然又改变了主意，邓发再三请求，他始终拒不同意。而当邓发建议让延安来的这些同志插入第三期飞行班学习时，盛世才又以飞机少、学员多为由，一口回绝。

　　邓发遂于1939年春经电请党中央同意后，将延安来的这些同志组织起来，在中共驻新疆代表的驻地，办起了一个“航空训练班”，在常乾坤、王弼的教授辅导下，自学航空理论知识。1940年，随着盛世才对我党态度的逐渐冷淡，“航空训练班"的同志进入新疆航空队学习的事已不再可能，他们便分乘两辆汽车东返延安。

　　1939年8月的一个星期天上午，吕黎平和严振刚按照继任中共驻新疆代表兼八路军驻新疆办事处主任陈潭秋的通知，来到“新兵营”位于迪化城外的一个野营地。在一顶白色帐篷前，他们异常惊喜地见到了周恩来。

　　周恩来亲切地对吕、严二人说：“党中央、毛主席很关心你们学航空，让我路过迪化时向同志们表示慰问。我不便直接去航空队看大家，就见见你们两个代表，请你们转达。”

　　在认真听取了吕黎平、严振刚的汇报，得知新疆航空队的我党学员个个学习成绩优良，已能操纵、维护两种飞机时，周恩来高兴地说：“陈云同志做了件很好的事。将来建设我们自己的空军，有骨干、有种子了。”

　　9月，第二期机械班的18名学员都以优异的成绩按期毕业，在分别获得中尉、少尉军衔后，被分配到新疆航空队机务中队担任机械员。经过一番实践锻炼后，他们很快就能单独负责维护飞机了，成为航空队机械工作的骨干力量。

　　1940年夏，盛世才以镇压地方的所谓叛乱为借口，把第三中队的几架好飞机都调往外地，我党学员的飞行训练被迫停止，只能整日埋头学习航空理论。夏去秋来，大家的心情一天比一天焦急。每逢星期日，他们见到陈潭秋的第一句话就是：“有复飞消息吗？我们坐不住了！”

　　“还没有商量通，再等一等。”

　　在盛世才与我党逐渐疏远的情况下，加之通过报纸等媒体，学员们不断得到日本侵略者的飞机疯狂轰炸我大后方的消息，于是纷纷找航空队党支部，强烈要求回延安上前线杀敌。此事被反映到陈潭秋那里后，他即发电报向党中央作了反映。但好久不见回音，航空队党支部的委员们又代表全体党员写了一封长长的请战书，通过陈潭秋转报党中央。又一个多月后，中央终于回了8个字的电文：“严守纪律，安心学习。”这一指示被传达开后，航空队的我党学员们只得安下心来，自学航空理论及其他文化知识。直至1941年初，在得到了苏联8架伊—15、伊—16战斗机以及其它一些军事装备的援助后，盛世才才对我党的态度有所好转。通过陈潭秋的积极交涉和苏联顾问的大力协助，第三中队重新恢复了飞行训练。

　　同年秋，第三中队按原定教学大纲完成了所有课目的训练，获得优良成绩。根据当初党中央代表与盛世才达成的协议，我党25名飞行学员可以毕业，授予中尉军衔，担任新疆航空队的飞行教官。但考虑到当了飞行教官后，平时驾机飞行的机会就少了，因此，为了多学一些飞行技术，大家就一致决定推迟毕业，要技术不要官衔和待遇，并通过航空队党支部向陈潭秋提出了请求，得到批准。

　　虎口脱身回到延安

　　1942年4月，第三期飞行班正式毕业。除了在飞行事故中遇难牺牲者和因病退学者外，21名刚毕业的飞行员，再加上以前毕业的第二期机械班的16名学员，共37人，均留在新疆航空队工作。7月10日上午，当大家正在迪化城外的高家户机场训练时，却突然接到通知要求下午返回航空队。

　　同志们刚一回到航空队大院，即被通知去接盛世才的电话。吕黎平走进队部刚一拿起电话，听筒里就传来盛世才嘶哑的问话：“你是李维先（吕黎平化名）吗？”

　　“是。”

　　“我是盛督办。我决定你们所有同学，今天下午离开航空队，搬到南梁招待所（即八路军驻新疆办事处驻地）。”

　　“为什么？”

　　“此事徐杰先生（陈潭秋化名）知道，你问他就清楚了。”

　　经航空队党支部的几名委员紧急商议后，决定派金生去向陈潭秋请示。得到证实后，37名学员即按陈潭秋的指示，立即搬出了新疆航空队。

　　大家到达南梁招待所不久，陈潭秋就来看望大家。他沉着冷静地向同志们介绍了盛世才与蒋介石秘密勾结，转向反苏反共的一些情况，又说：“你们37名同志，是党千辛万苦培养出来的第一支航空队，是我们党的宝贵财富。目前从陆路送你们返延安已不可能。我已向党中央发电报，请中央尽快与苏联联系，争取把你们送到苏联去。待国内条件成熟后，再接你们回来建设我们自己的空军。”

　　此后，形势日趋紧张。航空队党支部遵照陈潭秋的指示，组织大家开展了整风学习。与此同时，大家还集体归纳整理出了4年多来学习航空的经验体会、训练资料和技术笔记，并复抄了厚厚的两大本，准备一旦赴苏时，一份带走，一份转呈党中央。

　　9月10日，陈潭秋将吕黎平叫到住处，兴奋地说：“党中央已回电，批准你们赴苏。在新疆工作的其他同志也都撤到苏联去。苏联领事馆正在准备汽车，大约10天后就可动身。由于人多车少，要分批行动。你们航空队第一批走，老弱病残第二批走，我最后走。你们现在就可以秘密地做出发准备了。”

　　临别时，陈潭秋又紧紧地握住吕黎平的手，像要永诀似的说：“盛世才阴险毒辣，我很可能离不开新疆，有坐牢的危险。一旦有突然事变，希望你们继续坚持斗争，多加保重。”

　　谁料一个星期后的9月17日下午，忽有两辆苏制大卡车开进南梁招待所大院。从车上下来的新疆航空队教育股股长王聪和飞行中队长高继忠凶狠地对吕黎平等说：“请你们全体同学，现在就乘车到督办公署去，盛督办要对你们训话。”

　　由于陈潭秋的住处已被盛世才的军警包围，派去请示的人很快就无功而返了。于是大家只得乘坐那两辆车去了督办公署，但从此遭到软禁，失去了自由。1944年11月6日晚，他们又被投入国民党新疆第二监狱，开始了漫长的囚徒生涯。此前，陈潭秋、毛泽民和林基路已被盛世才秘密杀害，航空队党支部遂与狱中的其他曾在新疆工作过的中共党员取得联系，并在以张子意、马明方为核心的狱中临时党组织的统一领导下，与敌人展开了不屈不挠的斗争。

　　后经党中央大力营救，狱中130名曾在新疆工作、学习过的我党人员及其家属子女，被无罪释放，于1946年7月10日回到延安。其中，原新疆航空队的我党学员，很快即投入建设人民空军的伟大事业之中，后来大都成为共和国航空事业的重要奠基人和开拓者。

　　（熊坤静《党史纵览》）

 

编辑:杨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