绳索系着生死之交 老一辈登山家的珠峰情(组图)

时间:2008-05-12 09:43　　　来源：北京日报

潘多和战友们观看火炬登顶珠峰电视直播。本报记者叶用才

突击队员迎着暴风雪坚毅地向顶峰挺进。

突击队员正在攀登位于海拔8680米的第二台阶。

　　当北京奥运圣火成功登顶距离太阳最近的世界之巅时，我们无法忘记那些为祖国登山事业奉献一生的元老们。正是他们默默奉献的“人梯精神”，才造就了今天中国登山事业的辉煌与荣耀。今天本报独家为读者讲述五位老一辈登山家关于友情、爱情以及他们与大山之间的故事。

　　曾经，

　　他们年轻气盛，征服了一座又一座高耸入云的巍峨山峰，

　　他们在一次一次艰难地攀爬中结成生死之交，联成完美伉俪。

　　如今，

　　他们年逾古稀，却仍是中国登山界永久的骄傲；

　　他们虽然在半个世纪前相识，却在半个世纪后仍然像年轻时那样开着孩子般的玩笑。

　　五十年前他们因山而结缘

　　5月7日22时，已在北京新闻大厦酒店里住了一夜的潘多并没有像往常在无锡的家中一样，早早就进入梦乡。她觉得今晚有一点奇怪，好像要有什么事情发生。睡不着的她起身看看旁边的丈夫邓嘉善熟睡时安详的面庞，然后打开了电视。

　　几分钟后，一阵急促的门铃声带来的消息印证了这位中国第一位成功登顶珠穆朗玛峰的女登山家的预感——珠峰圣火传递团队将于明早6时开始从8300米突击营地出发。

　　她晃了下神，因为这消息来得太快，让她在一瞬间有些错觉。她再也无法安睡，辗转反侧了几个小时后，她坐在客厅里的电视对面，看到了那个曾经让自己魂牵梦萦的珠穆朗玛峰，看到了那上面的皑皑白雪和飘飘旗云，当然也看到同她那时一样血气方刚的登山队员们。

　　于是她的思绪再一次回到了那些与登山有关的日子里……

　　潘多至今都认为自己在1958年的冬天做出了自己人生中最正确的选择。那一年，中国登山队到拉萨七一农场选拔登山队员，身体素质极好的潘多在参加做俯卧撑、单杠引体向上这些测试项目时显得十分轻松，心脏检查也顺利通过。从小就生长在大山脚下并热爱登山的潘多进入了中国登山队。于是在她19岁的那年，便找到了一生中最热爱的事业。

　　一年后，潘多作为中国男女混合登山队中的一员成功登顶位于昆仑山脉、海拔7546米的慕士塔格峰。她打破了世界女子登山高度纪录，作为本次队伍的总务长张俊岩也由此认识了这个浑身都充满了力量的藏族姑娘。1961年中国登山队准备攀登公格尔九别峰，潘多作为骨干队员顺利入选，在攀登过程中与她结为一组的分队长邓嘉善虽然中途下山护送体力不支的队员回到大本营，却在得知潘多成功登顶并在下山过程中冻伤双脚后，骑着马从海拔3000米处一路扬鞭而上，迎接这位历尽艰辛的女英雄。7595米刷新了潘多自己的纪录，在一览众山小之后，世界之巅——珠穆朗玛峰开始在她的脑海中变得清晰，她在刷新纪录的同时也刷新了自己的梦想。

　　命悬一线时见证伟大友情

　　1961年，潘多在成功登顶公格尔九别峰后，和张祥、陈荣昌、衡虎林结为一组开始下撤。当大雪过后他们走到7200米时，衡虎林不慎掉入冰雪裂缝，排在第二的潘多也跟着滑到裂缝边缘，后面的陈荣昌、张祥被牵引着只能用尽全身的力气拉住绳索，趴在冰雪坡上。为了避免衡虎林继续下落，三个人一动也不敢动，但又没法抢救，只能干着急。而等到刚从上面撤下来的另一组队员前来救援，把衡虎林拉上来时，所有人只看到他身上那条连在一起的胸绳和主绳因为下坠，正紧紧地勒在他的脖子上。尽管他被打了一剂强心针，但这个小组仍然永远地失去了一名队员。当潘多看到队友冰冷的尸体时禁不住失声痛哭，而陈荣昌由于要保护位于他前面的潘多不继续滚落，一直保持拉紧绳索的姿势，左手有四根手指全部冻坏，张祥的几个脚趾也被冻掉。

　　每当谈到自己这些总会在不经意间想起的往事时，潘多喜欢摇摇头，以此来表示当初的艰难。而不同于她在回忆起那些发生在登山过程中惊险场面的感叹和皱眉，身高马大的张俊岩在回忆起自己在登山过程中的危难时刻，仰头想了一下，然后用格外轻松的语气说：“1964年我在登当时惟一一座无人攀登过的8000米以上的山峰——希夏邦马峰时也滚了一次，那可是处女峰啊！”说完之后，他笑着看周围人，脸上显露出在经历惊险多年后，由回忆带来的一种满足感。“那次登顶成功后，我们一组三个人下撤到7300米的冰雪坡时，走在最前面的尼玛扎西背的东西太多，导致他脚腕发软，一下摔倒，开始往前滚，然后多吉跟着也往山下滚。”走在最后面，同这两人拴在一条绳子上的张俊岩，虽然身材高大，但依然无法阻止巨大的下坠力，他和前两名队员一样，飞速下落。“说是滚，但是人不像皮球，能平滑地下滚，滚到有岩石的地方，我们都被弹起来老高，把我的胸腔震得快疼死了。”

　　而至今依然让这位前中国登山队副政委觉得好笑的是，当他们命悬一线，疼痛难忍时，驻扎在6900米大本营的一位队员远远望见几个正在滚落的小黑点时，心里还在纳闷：这几个背包都是谁的啊？都快滚到我这儿了。他又眨眨眼睛定睛一瞧，才看清楚：原来是登山队员在往下滚啊！好在这时，张俊岩和他的队友在滚了90多米远，遇到雪槽后停了下来。前来接应的救援队员也及时赶到，张俊岩和尼玛扎西站起来，拍了拍身上的雪，觉得身体除了因磕碰有点疼外，并无大碍。而多吉却已经站不起来了，后经医务人员确诊他断了两根肋骨。

　　可见，大山对勇士格外苛刻，而这或许也包含着这些山对喜欢亲近他们的人的爱恋，他们知道回馈给这些热爱登山的人们最好的礼物，就是赐予他们挑战自我的台阶。

　　寂寞山峰上他们并不孤独

　　面对人迹罕至的群山，登山队员是孤独的，他们往往要战胜一次又一次的艰难困苦。但他们又是幸福的，因为亲历磨难和挑战未知的过程中，他们完成了自我超越。他们无可比拟的团结与友谊让所有人为之钦佩和赞颂。

　　1958年，又一批新登山学员加入中国登山队。此时在业务上逐渐熟练的张祥、张俊岩和陈荣昌都已经被提拔为登山队的教练员。其中一名操着江南口音，名叫邓嘉善的男学员引起了几位教练员的注意，小伙子篮球打得好、相貌英俊、擅长跳交际舞，业务学习也非常快。几位年轻人在训练之余有空便在篮球场上切磋球技，共同的兴趣爱好拉近了几个人的距离。但真正让张祥、张俊岩、陈荣昌和潘多、邓嘉善夫妇成为生死之交的仍是身处险峰同生共死的经历。“没有任何一项运动能代替登山，让我们凝聚在一起，共同穿越生死线。从那以后，就注定我们老哥儿几个今后再也分不开了。”张俊岩回忆到几个人从相识到相知，不禁感慨万分。

　　登山队常年驻扎在高山上训练、探险，有时候甚至一次集训就要在山上呆上半年。怎么打发训练之余的时间成为队员们需要考虑的问题，张祥说：“空闲的时候我们最喜欢的就是打牌消磨时间，大家通过打扑克调解了紧张的心理，每当这个时候帐篷里便传出阵阵欢笑声。有时候没有扑克牌，也会下下象棋。”

　　说到他们在登山队中的趣事，性格开朗的张俊岩冲着老队友陈荣昌一阵大笑，他笑着说：“那时候登山队会经常发一些水果罐头和猪蹄，陈荣昌因为吃不了，喜欢把东西攒起来放在带锁的皮包中。但有一次我趁陈荣昌还没有赶回来，用小技巧把他的皮包打开，将罐头拿出来，在帐篷中的队友都替我保密。等陈荣昌回来后，我拿出‘偷’来的罐头张罗着请客，陈荣昌闻讯也高兴地聚集过来。看着陈荣昌吃着起劲，我和队员都忍不住笑出来。陈荣昌这才觉得有问题，打开皮包发现真相后哭笑不得。”

　　登山队员们在山峰上朝夕相处，齐心合力，下山之后是否依然如此？对此几位登山老前辈不假思索地一致回答说：“除了打牌玩赖红过脸，我们在工作中还真没有什么矛盾。”一席话引得在场的几位老队友哈哈大笑。

　　诞生在一条绳索下的爱情

　　1958年12月，正驻扎在西藏的中国登山队迎来了几名新队员，这似乎并未引起当时已在队内担任教练职务的邓嘉善的特别注意。但在50年后的今天，他仍能想起其中一个藏族姑娘的朴实模样，“那时候她19岁，皮肤黝黑，头上扎着辫子，身体很有力量，训练极为刻苦。如果不训练时她就穿藏装，挺普通，但也很好看。”后来他才知道这个来自拉萨七一农场的姑娘名叫潘多。

　　在那个相对保守的年代，当时22岁的邓嘉善还从没有谈过恋爱，父母对此很着急，于是趁他在无锡老家休假时给她介绍了一位皮肤白皙的江南女孩认识，虽然邓嘉善能够明显感受到她的热情，但并不领情，后来人家寄到北京的信他也一封未回。1961年他作为公格尔九别峰登山队分队长与潘多和郭寿旺结为一组，负责保证骨干队员登顶和掌握他们的思想动态工作，还要负责考察地形地貌，每天结束工作后，能干的潘多已和队友把帐篷支好并做好晚饭，这让他的负担减轻了不少，每次在帐篷里的思想汇报也让他更多地了解这个过去和自己一样贫穷，却有着更苦难身世的勤劳善良女子，他开始觉得他们距离很近。但在40多年后，邓嘉善坦诚地说当时并未意识到自己的第一份爱情即将来临。

　　邓嘉善在那次攀登到中途时需要护送一名体力不支的队员下山，于是潘多在成功登顶后便与其他人重新结组，但在下撤的过程中由于未到指定营地天就已经黑了，因此他们只能在野外露营，但第二天醒来，潘多的双脚便有五个脚趾被冻坏了。后来队员们在6900米至7000米之间又经历雪崩，潘多一下翻滚下去并昏迷过去，等到她醒后站起来时，发现自己距离悬崖只有一米距离，而且自己的登山眼镜也丢了，很快她便得了雪盲症，两只眼睛疼得睁不开，大本营知道了这个情况后，特地派邓嘉善骑马接应在这次登山中惟一幸存的一名登顶女队员，见到她后，他把她扶到马鞍上，牵着马慢慢向下走。

　　回到地面后，潘多因为脚伤住进了医院，心情也因她亲密的女队友西尧在登顶后不幸遇难而格外低落。邓嘉善便常来看望和安慰她，背着不能行走的她出门。两人坐在草地上晒晒太阳、聊聊天，日子开始变得一天比一天阳光。“那时候不像现在有什么表白，但她知道我的意思，很害羞也不敢表达。”看着眼前的这个英勇的女人，邓嘉善的心真的动了。

　　后来两人回到北京，接触也变得频繁，和潘多“一起生活”的念头开始出现在邓嘉善心里。喜欢低头不讲话的潘多却因两人是不同民族而对未来产生担忧，后来在1962年春节，身在无锡的邓嘉善在父亲的鼓励下向北京发送了一份内容为“来无锡过年”的电报，于是几天后潘多便带着这张纸坐上了开往无锡的火车。第二年春节，他们登记结婚，从此一直保有着对彼此如大山般深情的绵绵爱意。

　　半个世纪后因珠峰再聚首

　　1975年5月27日注定是个会被世界登山界以及所有热爱生活的中国人应该铭记的日子。这一天，潘多和8名男队友成功登上了珠穆朗玛峰，她也由此成为了世界上第一个从北坡登顶珠峰的女运动员，并在顶峰做了世界上海拔最高的一张心电图。与此同时，她的爱人和朋友们也为这次成功登顶做出了巨大的贡献。

　　邓嘉善作为当时中国登山队的副政委，承担着那次珠峰冲顶的勘察工作，他带领保障人员前往珠峰修路，打通了位于7028米的北坳。并将各种物资运到了7790米处，一个人在此搭帐篷坚守了3天3夜。当包括潘多在内的冲顶队员攀登到7028米处，通过步话机听到来自7790米的邓嘉善沙哑的声音时，潘多忍不住掉下了眼泪。由于身体原因，邓嘉善被命令下撤，途经7600米时，与正在前进的潘多相遇，夫妻二人为了保存体力没说一句话，邓嘉善举起手中的冰镐指向顶峰，妻子立刻明白了他的意思，点了点头，随即泪流满面。

　　于是陈荣昌上山接替邓嘉善，由于此时已没有食物，因此再次等候返回此地的队员们的陈荣昌只得在附近找寻食物，最后仅找到几块鸡骨头，并用它们熬成鸡骨头汤，为下撤的队员补充体力，自己却连续5天5夜未进食，并患上感冒，最终冻坏了鼻子。“我下山时很狼狈啊，走路都踉踉跄跄的，能活着回来真是不容易。”

　　直到今天，每当潘多夫妇与他们最亲密的队友张俊岩、张祥、陈荣昌聚在一起时，那些久远的山峰往事仍是最常被他们提及的话题，那些一起攀登时的详细年份仍是他们最钟爱讨论的焦点，那些熟悉的线路和细节也仍是他们最值得回忆的部分。

　　他们像年轻时一样在打牌时争执，一样互相呼唤着为对方所起的外号，一样开着只属于那个年代的玩笑。原来他们的友情像他们所向往的那座巅峰一样伟大和深厚。

　　记者眼中的潘多夫妇

　　和他们的战友

　　荀冠龙

　　“晚上能吃点包子吗？潘多爱吃”，这是几天来潘多的丈夫邓嘉善对我们提出的惟一要求。

　　“我胃口好，因为我有一个好厨师”，这也是几天来潘多阿姨对丈夫不多的赞美。

　　“有时候，我们几个战友也像个小孩子，相互捅一捅啊，彼此叫叫爱称绰号啊”，邓嘉善这样评价他们夫妇和陈荣昌等3位战友的关系。

　　几个年轻时曾经生死与共的古稀老人，一脸阳光，时而毫无顾忌地打着扑克，偶尔略带故意地红红脸，彼此挤对几句，这是记者在陪伴他们等待奥运圣火在珠峰传递的几天中最为羡慕的。

　　是不是人只有到了知天命、耳顺或从心欲的时候，才能真正明白什么是友情，什么是爱，什么是简单？

　　在等待火炬传递的间隙，我曾经抽空陪着潘多夫妇等5位登山前辈去天津看望他们当初登山队的战友。一路上他们有说有笑有争论，几十年以前的人和事是他们惟一的话题。谁是哪年上的山，哪个队友在哪次登山中遇难，谁的儿子又上了大学，枯燥的高速旅途没有带给他们一丝的睡意。

　　中午和他们曾经的战友吃饭时，虽然是十多年没有见，但依然没有丝毫的陌生，他们对彼此健康的祝福也是显得异常简单而真诚。即将离别的时刻，一位天津的战友没有太多的寒暄，只是几句简单的嘱咐，但我还是在车门即将关闭的那一刻看见了老人眼角的一丝泪光。十年没有见，再见不知又是何年。那种发自心灵深处对战友的眷恋和牵挂，让人感动。

　　在另外一个战友的陪伴下，潘多一行又来到天津一个安静的茶馆继续他们的单副扑克牌“升级”。茶馆里没有什么客人，潘多毫无疲倦地看着4个老头儿为了40分拼杀。她不时发出爽朗的笑声和老头们“不许偷看牌”的争吵丝毫没有让人感到不安。我竟然在他们旁边的茶榻上睡着了。朦胧中，听见邓嘉善把刚才嫌热而打开的窗户关上了，怕吹着我。醒来后，他笑着对我说，你睡得真香，呼噜打得挺响。

　　返回北京后，一路上的堵车让老人们都有些疲倦。坐在餐桌旁，潘多一口气吃了报社食堂的两个大包子，再喝点棒子面粥，洋溢在脸上的那种简单的幸福似乎能让人明白，所谓的英雄，其实就是用自己全部的热情去简单地完成一个生命中简单的任务，用一生去爬一座山，其实原本就是一件平凡而又简单的事。

　　72岁的邓嘉善看上去就像50多岁，在天津的茶馆时，他告诉我说，“青春的秘诀就是心态要永远保持简单和年轻，我和潘多一直就觉得自己是普通人”。

　　而在看到奥运圣火成功登顶珠峰后，极具语言天赋的潘多阿姨也只是举起双臂，高呼“太棒了”来表达自己全部的感情。

　　一句句简单的话，一位位简单的人，一个个简单的生活方式，让我们知道什么是爱。王漪 刘爽

 

编辑:杨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