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原名余勋坦,当代著名诗人、散文家、学者,反右时,他参与创办的《星星诗刊》被指为“反党刊物”,他创作的《草木篇》被认为是最毒的“大毒草”,被发配回原籍劳动,上世纪70年代末回归文坛,声名鹊起,他参与编辑的《星星诗刊》是当时中国诗坛的重镇。
依然记得上世纪80年代《流沙河诗话》出版时,曾引起的巨大轰动。
那是诗的年代,一个被压抑太久的民族,井喷般爆发出了前所未有的创造力,似乎每个年轻人都在写诗。
谁能想到:20多年后,《流沙河诗话》再版时,竟如此寂寥?
再没有人想当诗人,大家都在梦想成为商人。
假如,把李白、杜甫从我们的历史中抹去,结果将会是什么?永难忘记上世纪80年代的浪漫与激情,它的理想,它的人文精神,它的温情以及它的真诚,可当一切如时光般悄然流逝时,又该如何去挽留呢?
流沙河先生已经81岁了,在电话那边,老人家说话慢条斯理,每每不等听完记者的问题,他便匆匆说:这个事,你听我说嘛……
采访到一半时,先生倦了,说:就说这么多吧。记者央求着:先生再说两句吧。先生显著地迟疑了一下,便又滔滔不绝地说了下去。
每个问题,先生都回答得那么认真,不经意处,排比句纷至沓来。在先生的话语中,分明是逝去的上世纪80年代在呼唤:诗,不是一门技术,而是一种人格,是不断在内心中熔炼着的自我。
失去诗的灵魂,是丑陋的,失去诗的生命,是浅薄的。但,我们又该怎样自拔?又该怎样挣脱这个无诗时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