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湾文化就是中华文化的一部分。汉文化进入台湾主要是通过两种渠道，一是官方所为，以维护统治秩序、宣扬儒学等统治伦理、主办官学和科举考试为主；二是汉族移民的到来。移民来台后，带来了先进的生产方式、生活习惯、语言文字、宗教信仰与民间技艺，加快了台湾的开发。此外，来台的男性汉人因为移民女性奇缺，逐渐冲开了官方禁婚的限制，与当地平埔族或高山族女性通婚。高山族也渐渐接受了汉族的先进文化，与移民和睦相处。从友好相处到共同合作，闽粤移民和原住民的日益融合，促进了社会和经济的发展。
汉文化有组织、系统的进入台湾是在郑成功收复台湾后。郑氏集团在台湾建立承天府和天兴、万年二县的政治统治体制；郑成功病故后，郑经把天兴、万年二县升格为二府，并设南路、北路、澎湖三个安抚司。在政权建设基本稳定的情况下，开始进行一些文化教育建设，建孔庙设学校，把教育体系分为“学院”、“府学”、“州学”和“社学”四级。同时，也开始开办科举。社学为初级教育，三年两试，州试上榜者送府学，府试上榜者送学院，院试上榜者则进太学。这种完整的教育、科举体系在台湾是第一次出现，很快成为当地的主流文化。
在汉文化在台湾流行的过程中，儒学也得到传播。门额上书写着“全台首学”字样的台南市孔庙，是台湾最早建立的孔庙。1665年，郑成功的儿子郑经采纳咨议参军陈永华的建议，在宁南坊修建儒学讲学所“明伦堂”，第二年正月，第一座孔庙落成。陈永华主管教育，叶亨为“国学助教”，在孔庙设立了“太学”。以儒学为主干的中华传统文化自此开始全面、系统进入台湾。陈永华在郑氏政权推行汉文化过程中，起过很大的作用。因此流传着“郑成功开之，陈永华营之”的说法，可见两人在推行汉文化过程中所起的作用。
明末清初，在郑氏政权在台湾推广汉文化的过程中，一批明朝遗臣也流亡到台湾，在致力于“文化拓垦”的同时，吟诗唱和，著书立说，写出了具有台湾特色的第一批文学作品，并且成立了台湾历史上第一个文化社团──“福台新咏”诗社。大陆名儒、贤士的到来和从事的文化拓垦活动，使得台湾文风渐开，提高了台湾社会崇尚文化的风气和台湾地区的文化水准，缩短了台湾与大陆在文化上的差距。
康熙统一台湾后，为巩固、完善清朝的统治，对台湾的文化教育也十分重视。到清代，已经在台湾建立起完整的统治机构，形成了现代行政区划。清朝时期，民间流行着“三年官，两年满”的说法，说的是许多清朝驻台官吏三年一换，他们无心问政，只知官兵勾结、官匪勾结，欺压百姓，捞取民脂民膏，把任职台湾当作中饱私囊的好机会，台湾成为了贪官污吏的集散地。民间还流行着“一只牛两层皮”的俗语，说的是农民既要受“小租户”的剥削，又要受“大租户”和当局的剥削，田赋丁税十分繁重，因此，台湾有着“三年一小反，五年一大乱”的说法。在清朝统治台湾的212年中，大大小小的民变事件发生了116次。其中发生于康熙60年（1721年）的朱一贵起义、乾隆51年（1786年）的林爽文起义、同治元年（1862年）的戴潮春起义，是规模较大的起义。但是，也正是在清代，统治集团为了维护在台湾的统治和开发全台湾，在台湾开始完整、系统地实施文化、伦理教育，宣传统治阶级的主流思想意识，推广文化知识。
清治台湾期间，一些人为移植汉文化、宣传汉文化作过巨大努力，也取得了相当成功，为中华传统文化广植台湾人民中间起到历史性的作用。阿里山里有一座“吴凤庙”，记载的是一位清政府的下层官吏、“阿里山通事”——吴凤，因为力戒当地盛行的猎取人头的残忍风俗，革除旧弊，倡导先进文化，不惜牺牲了自己的生命。从中可以看出，由大陆传来的先进文化思想对改变台湾民间的落后风气起到了不小的作用。清朝统治台湾的200余年，也成为了台湾汉文化的发展期和成熟期，为以后的历史演变奠定了深厚的文化基础。
在清代，台湾的教育也得到了相当规模的发展。自郑经在台南建立第一座孔庙之后，随着社会的发展，为纪念孔子这位中国传统文化的代表人物和宣扬四书五经，台湾一些经济文化发达地区均建有孔庙。清代开办的官办最高学府－－“儒学”就设在各府、州的孔庙内。台湾知府蒋毓英于1684年在台南府城东安坊、高雄左营等地创办的官办学校“社学”，后来逐渐成为了文人结社集会的场所。
当时，台湾还有另外一类学校——义学。义学专收贫寒家庭的儿童、少年入学，不收学费，初为官办，后由民间捐资主办。台北士林的“文昌祠”、台北板桥的“大观义学”，都是台北当时小有名气的义学。
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台湾的民间学校也兴办起来，在台被称为“民学”。民学纯属私立，也就是“私塾”、“书房”、“学堂”，大多招收富家儿童入学，学习时间不固定，由个人需要而定。
这一时期，岛内“书院“也很盛行。在台南市，1683年（康熙22年）施琅开办了第一所书院——“西定坊书院”；1704年，又出现了规模完善的“崇文书院”。此类学校为公有私办，到光绪时期时，台湾共创办了44所规模不等的书院。
此外，当时还有一类特殊的学校，即“土番义学”，这是专门设立在平埔族（熟番）地区的“社学”，专收平埔族和高山族儿童入学，由汉人执教。土番义学在雍正年间多达50多所，汉字、汉语、汉文化在高山族中广泛流行，有力地促进了高山族各族群文化的发展，也推动了汉人和高山族的融合。同样，汉文化的推行和学校相对增加，对平埔族的“汉化”也产生了很大的作用。
台湾汉文化的传播和民众文化素质的提高，增加了中华文化的内涵，也增加了对大陆治学人士的吸引力，大陆的思想理论、文学艺术逐渐传入台湾，广泛传播。而台湾本土也出现了一批艺苑群星，如以主修方志出名的高拱乾、刘良璧、周钟瑄等；以诗文著称的陈鹏南、陈维英、郑用锡、吴德功、吴子光等。他们既成为了台湾文化的创导者，也丰富了中华文化。
台湾设省后，第一任巡抚刘铭传较为重视教育，于1887年在台北大稻埕创办了台湾第一座西学堂。他在任内大力提倡新式教育，创办了现代化的学校，聘请西方人教授外语、数理化、史地、测绘、制造等现代科技理论和知识，由此，台湾教育迈入了现代化时期。
在中国近代经济发展史上，台湾之所以能够成为全国经济发展最先进的省区之一，特别是在大陆很多较难实行的洋务，在台湾得以实现，其中一个重要原因就在于台湾的教育和文化较为发达，民众文化素质较高，思想、观念也较大陆开明。
（资料来源；中国网，编辑：海航）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