比较一下10年前北大百年校庆和如今的北大110周年校庆在各类强势媒体上的呈现情况，完全可以看出，中国的媒体环境真的是鸟枪换炮了。虽然和10年前相比，电视媒体看不出什么明显的变化，但是一些新锐的平面媒体在借这一时机引导公众深入反思“大学精神”的时候，内容的覆盖面和强度均非昔日能比，其中尤以《新京报》
的北大110周年校庆专题为甚。网络媒体就更不用说了，新闻、聊天、博客群、视频、寻友启事无所不用，密密麻麻看得眼睛发酸。
然而在如此密集的报道和渲染中，依然还是有很多遗憾。譬如说，如果你没有身临北大实境仅从媒体中领略“盛况”的话，你可能会问：咋就没看见这北大校庆里有啥和诗歌有关的东西呢？既然北大把校庆日从原来的12月17日改为5月4日，显然是意欲发扬和承续五四及新文化运动之传统，而在这一传统中，由胡适肇始的新诗意义非同寻常。更何况，即使抛开五四和新文化运动不说，从这所学校走出来的诗人在文学史上所占的巨大比例也是人所共知的，以至于一说起新诗，很多人都会直接联想起北大，不管这一联想是正面的还是负面的。按说北大和新诗有这么两层渊源，尽管现在新诗不再是任何意义上的公众关注焦点，但涉及面如此之广的110周年校庆怎么也该会有点昭示两者之链接的内容吧？即使校方不弄总还有孩子们自己在玩吧？为什么在看似如此之包罗万象的媒体报道里嘛都没瞅见呢？难道连园子里的孩子们都不玩诗了吗？
其实不然，在北大校庆这段时间，学校里写诗的孩子们不但弄了个叫做“110·诗响家”的大规模诗歌朗诵会来给他们眼中像诗歌一样充满活力的北大贺寿，更难得的是，这场朗诵会所展示出的纵向上的衣钵承传、横向上的兄弟情谊均演绎得既平和又浓烈，在某些时刻甚至让人恍若回到了一二十年前诗歌发飙的年代。
“110”这个数字一旦单独凸显出来，就会让我们联想起火警：在一个“人文”比“水文”还要点儿背的时代，无论是诗歌还是“大学精神”，都应该起到在夜空中呼啸的火警的作用。
“110·诗响家”这种真正体现了大学文化之魅力的小事件显然是不会被习惯于在新闻通稿的基础上做文章的媒体所关注的，因为不是所有的孩子们都习惯于在校园时代就开始横练一身公关的肌肉，有些时候，他们喜欢自己玩自己的，尽管他们玩的东西意义远胜于一些装腔作势的论坛。这个小小的例子告诉我们，即使在媒体环境鸟枪换炮的今天，要把握一个大的事件（或者说一个大的象征符号）的全貌，光靠铺天盖地的报道还是靠不住的：我们更要去关注什么东西被遗漏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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