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论说，台湾检方不敢定出统一标准，形同听任被告各凭运气；碰上甲检察官无罪，碰上乙就有罪。那么，各地检察署岂非成了司法赌场，被告但看手气；而全台检察官岂非成了神棍，让被告抽签决定有罪无罪即可！

　　社论认为，这是台湾检察体系的严重失职。在检察长会议前，检方曾进行各地检署检察官之意见调查，调查结果，在愿意表示意见的十六个地检署中，认为以领据支领的特别费是公款的占半数，但同时认为支领首长不构成犯罪的也占半数。换言之，不论以领据支领的特别费之法律性质为何，多数检察官认为领用人没有犯罪故意，以及未使用诈术，而认定不构成犯罪。在此情况下，检方理当作出一定的见解方属合理，所谓“个案认定”根本是推卸责任。

　　就所有领用特别费的人而言，其支领程序其实是一致的，即按照会计单位的要求办理；就用途及核销等而言，亦属行之有年的行政惯例。因此，除非某一特定人士确有特殊情形而待另行检讨，否则这类以领据领用特别费的争议案情几为一致，又何来个案认定的余地？所谓个案认定之说，当然只是不敢表态的托词。

　　社论指出，至于已起诉的案件听由法院审理云云，更是遁词。正因特别费案出现“北有罪，南无罪”的歧异，又有民进党“四大天王”涉案迟未处理，造成了极不公平的状态，亟须由检方表示统一的意见。因此，检方应有的作为是：或者决定采无罪说，让法院了解检方立场，让辩护人得为被告主张；或者决定采有罪说，而命各地检署及“特侦组”积极侦办其他案件。但像现在这样，由单一被告为所有潜在被告充当法律实验品，然后将全部作决定的负担及风险推给法院，让法官的判决承受可能来自不同政治阵营的批判，这委实是非常不负责任且懦弱的表现。

　　社论还指出，从台“高检署查黑中心”时代到现在的“特侦组”都列名其中的侯宽仁检察官，先是拒绝南检协调要求、急于起诉马英九于前，却又故意搁置了民进党“四大天王”的案件于后，显然最失专业立场。检察官自称依法办案，不管政治；但对个案积极侦办或消极处理，缓急之差异确已造成影响，其实就已经介入了政治。过去有检察官办案不听上级指挥受到惩处，各界一有质疑，检方总是搬出“检察一体”作为挡箭牌。如今，真正需要“检察一体”，以统一见解来追求公平正义的时候，却成了噤声寒蝉。检方是不是政治打手，现在已是十分清楚了！ （云鹏）